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部署在全黨深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工作時指出,有的領導機關、領導班子和一些領導干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突出,奢靡之風嚴重。中央黨校黨建部教授祝靈君說,過去談到干群關系,常常用“魚水關系”來形容,而如今大家有時用“蛙水關系”來描述,甚至用“水煮魚”來比喻,這說明我們在走群眾路線時仍然存在不符合為民務實清廉要求的現象。[詳細]

專家解讀:中國共產黨為何強調“自我”
  在近日召開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教育實踐活動要著眼於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並且十八大報告提出,全黨要“增強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這是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的重要戰略部署,對於中國共產黨應對“四大考驗”亦即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和外部環境考驗,克服“四大危險”亦即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和消極腐敗危險,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從政黨自主性與政黨適應性的理論視域來考察,“四個自我”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基於自主性的適應性”意識,這種“基於自主性的適應性”從深層的理論維度構筑了“四個自我”的重要價值。
  “四個自我”可以分解為兩個組成部分:一是“自我”﹔二是“淨化、完善、革新、提高”。“自我”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於政黨自主性的追求,強調的是自身的價值理念和相對的獨立性質。“淨化、完善、革新、提高”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於政黨適應性的倡導,強調的是因應環境的變化而與時俱進的靈活調適性。“淨化”、“完善”、“革新”和“提高”四者的具體內涵又是存在分別的:“淨化”著重強調的是黨的形象的塑造,這種形象的塑造並非簡單地回歸革命黨的傳統形象,而是要基於環境的變化不斷塑造具有廣泛認同性的作為執政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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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北京戶籍人口住房超過一戶一套
  北京本地城鎮戶籍居民的住房數量已超過一戶一套,達到一人一間水平。但由於租金連年上漲,外來常住人口住房壓力越來越大,住房狀況甚至惡化。
  北京工業大學、中共北京市委社會工作委員會(北京市社會建設辦公室)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了《社會建設藍皮書(2013)》。報告稱,8成以上北京戶籍城鎮居民家庭居住條件在二居室以上﹔而絕大多數外來常住人口沒有能力在京購房,隻能選擇租房居住。
  報告援引北京市201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的數據稱:當年全市城鎮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積29.26平方米。總體來看,絕大多數北京戶籍城鎮居民家庭住房質量較高,空間可以滿足基本需求,部分家庭居室寬敞。這份報告認為,除了部分無房戶,北京城鎮居民住房問題的基本需求大體得到滿足,大多數城鎮居民正處於追求住房質量的階段。
  與此同時,外來人口中的私營企業負責人和部分專業技術人員在北京購買了商品房,其中有很多老板購買了多套住房。
  但“限購令”讓外省市人口在京購房人數減少了2成以上。報告稱,北京對外來人口限購住房以前,商品房的1/3被外來人口購買。限購令施行以后,外來人口買房比例大大下降——2011年,外省市個人佔期房購買者的比例隻有10.1%,當年外省市個人在北京購房僅有21948套。
  不過絕大多數外來常住人口沒有能力在京購房,隻能選擇租房居住。藍皮書強調,由於北京住房租金逐年上漲,外來常住人口住房壓力也越來越大,住房狀況甚至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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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任公務員悄悄試水 專家稱考核走形式
  6月24日,北京首批聘任制公務員報名時間截止。這場始於6月4日的招聘,再次將人們的視線轉向公務員聘任制。
  不同於“端鐵飯碗”的委任制公務員,聘任制公務員隻在合同期內享受公務員編制和相關福利。
  1993年施行的《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規定部分崗位實行聘任制,但一直沒有推行。2005年4月,《公務員法》出台。2007年起,深圳開始試水公務員聘任制。這幾年多省份逐步涉足。
  目前來看,聘任制公務員考核機制尚不完善,未帶來期待中的“?魚效應”。但深圳在分類管理上的改革、養老金並軌上的努力,對整個公務員制度的改革,起到了示范作用。
  也有專家提出,當委任制公務員“可進可出”時,“公務員制度才能變成一盤活棋”。
  不同於以往的公務員考試和公選,北京首次“海招”聘任制公務員略顯安靜。6月24日,截止報名前一刻,在北京一高校工作的趙文京還曾反復閱讀“2013年北京市聘任制公務員職位表”,猶豫是否報名。
  相比普通公務員,聘任制公務員更側重高級技術人才的引進。
  北京首招聘任制公務員的消息吸引了他。6職位,三個限博士,三個要求碩士學歷,有的還提出“10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等“附加條件”。趙文京符合其中一個職位入圍標准。但他憂慮:與委任制公務員相比,聘任制會不會“錢少門檻高”,成“二等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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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聞天談違背群眾路線的兩種錯誤傾向
  (一)率先倡導,初步奠基。20世紀30年代初,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在黨內佔了統治地位,並且採取命令主義的領導方法強行貫徹,引起了廣大群眾強烈不滿。這時,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的張聞天,在實際工作中逐漸覺察到這種錯誤的危害,明確主張轉變領導方式。他在1932年11月18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報《斗爭》周刊上發表文章,尖銳批評宣傳工作中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種種表現,把它斥之為“黨八股”,是“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接著從1933年2月至9月在《斗爭》周刊上連續發表4篇論文,特別是其中一篇以《學習領導群眾的藝術》為題,對黨群關系問題作了系統的論述。
  (二)帶頭貫徹,大力宣傳。1935年1月中央召開遵義會議后,張聞天在領導工作中更加自覺地貫徹群眾路線,反復強調“群眾是革命力量的取之不竭的源泉”,“群眾的力量是我黨的最后依靠”。1939年11月,張聞天專門撰寫文章,把“黨與非黨員群眾的關系”作為“馬列主義論黨的學說的基本問題”來對待,全面論述了正確處理黨群關系的“幾個原則”。
  (三)敲響警鐘,謹防蛻變。1949年民主革命取得決定性勝利,中國共產黨成為全國的執政黨。隨著地位的根本變化,張聞天敏銳地覺察到脫離群眾的危險不是比過去減少而是增加了。針對這種情況,他在一次報告會上專門就革命勝利后的黨群關系、干群關系問題敲起了警鐘,尖銳批評上述不良表現“是舊社會裡軍閥官僚的舊思想,是剝削者和壓迫者的思想”,明確指出干部應該“老老實實、恭恭敬敬地給人民辦事情,而不是企圖騎在人民脖子上,稱王稱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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