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路線的形成和發展，是黨的一批老革命家共同培育的結果。張聞天對培育黨的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傳統和率先垂范，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至今仍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一再強調群眾路線的極端重要性
（一）率先倡導，初步奠基。20世紀30年代初，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在黨內佔了統治地位，並且採取命令主義的領導方法強行貫徹，引起了廣大群眾強烈不滿。這時，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的張聞天，在實際工作中逐漸覺察到這種錯誤的危害，明確主張轉變領導方式。他在1932年11月18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報《斗爭》周刊上發表文章，尖銳批評宣傳工作中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種種表現，把它斥之為“黨八股”，是“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指出轉變宣傳鼓動工作“是使我們黨深入到群眾中去的最主要條件之一”。接著從1933年2月至9月在《斗爭》周刊上連續發表4篇論文，特別是其中一篇以《學習領導群眾的藝術》為題，對黨群關系問題作了系統的論述。他指出，在革命根據地裡，共產黨已經成為“領導蘇維埃政權的黨”，要真正發揮黨的領導作用，必須樹立“正確地去代表群眾的意識”，並且進一步批評說，“那種以為黨是超於一切的，黨隻能命令群眾，黨不必注意群眾的意見”，“隻能造成群眾對於黨的領導的不信任。”明確提出要使黨“真正能夠變為群眾的領導者”，就“不隻要教育群眾”，“而且要跟群眾學習”。這些論述雖然尚未直接使用群眾路線的概念，但是一開始就抓住了群眾路線的實質，在黨的建設史上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二）帶頭貫徹，大力宣傳。1935年1月中央召開遵義會議后，張聞天在領導工作中更加自覺地貫徹群眾路線，反復強調“群眾是革命力量的取之不竭的源泉”，“群眾的力量是我黨的最后依靠”。1939年11月，張聞天專門撰寫文章，把“黨與非黨員群眾的關系”作為“馬列主義論黨的學說的基本問題”來對待，全面論述了正確處理黨群關系的“幾個原則”。這篇論文在中共中央主辦的黨內刊物《共產黨人》第2期發表后，各抗日民主根據地黨的刊物普遍轉載，對全黨干部提高認識，按照正確的原則貫徹群眾路線，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1943年6月中共中央作出《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的決定，張聞天更是大力宣傳和堅決貫徹。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后，黨中央決定張聞天和陳雲等同志一道前往東北地區開展工作。怎樣才能把東北建成鞏固的革命根據地？張聞天堅決主張必須貫徹群眾路線。他指出：“我們唯一的巧妙辦法，就是動員群眾起來，成為人民戰爭”。“隻有群眾覺悟，才有勝利的可能，同時也是我們增兵的唯一來源。”反之，如果“群眾不發動起來，我們就成為孤軍奮戰，我們就會死無葬身之地”。
（三）敲響警鐘，謹防蛻變。1949年民主革命取得決定性勝利，中國共產黨成為全國的執政黨。隨著地位的根本變化，張聞天敏銳地覺察到脫離群眾的危險不是比過去減少而是增加了。當時他擔任中共遼東省委書記，發現有些黨員當了干部就以為自己比群眾高明，於是自高自大、擺架子、耍態度，甚至打人罵人。針對這種情況，他在一次報告會上專門就革命勝利后的黨群關系、干群關系問題敲起了警鐘，尖銳批評上述不良表現“是舊社會裡軍閥官僚的舊思想，是剝削者和壓迫者的思想”，明確指出干部應該“老老實實、恭恭敬敬地給人民辦事情，而不是企圖騎在人民脖子上，稱王稱霸。”
張聞天的晚年，屢遭“左”傾錯誤的打擊和林彪、江青一伙陰謀家的迫害。但他在生命都沒有保障的情況下，仍然時刻關注黨和國家的命運，冒著極大風險在筆記本上寫下了自己的憂慮和思考，極其深刻地指出：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黨最容易犯的錯誤，錯誤中最危險的和致命的錯誤，是脫離群眾”，如果某些領導者不能堅持糾正這種錯誤，就會“最后蛻化變質為同人民群眾對立的官老爺”。事實正是這樣，從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東歐的劇變來看，共產黨執政地位的喪失以及黨組織的瓦解，其深層次的重要原因都是同共產黨嚴重脫離廣大人民群眾密切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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