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我们审视历史,决不能简单地站在个人得失立场,必须跳出个人局限,站在人民和历史乃至站在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去观察问题,方可能得到事物的真谛与本质。不能在毛泽东时代自己曾经饿过几天肚子,过了几年穷日子,就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时期前27年的艰辛奋斗与后30多年的改革开放割裂甚至对立起来。决不能否认新中国前27年的失误和错误,决不能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一定要认真汲取其中的教训。但失误和错误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现在有的人把新中国毛泽东时期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是暗无天日,这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甚至别有所图。

辛鸣:中国梦最终着眼于人民的尊严
  首先,中国梦给中国社会的发展赋予了很深远的意义,它让大家在奋斗中感到有奔头。就好比砌砖,如果只是为砌砖而砌砖就觉得越干越累,如果是为了高楼大厦添砖加瓦,感觉就不一样了。
  其次,中国梦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用可亲可感的话语表达出来,它让人民群众真切地感受到,人生的出彩、进步、成功从来没有离自己如此之近。可以说,中国梦给全社会和全体中国人一个既能有憧憬有超越又能看得见摸得着的目标,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更加亲和、更加清晰、更加具体。
  第三,中国梦也是世界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让13多亿人民过上好日子,这本身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所以,中国梦一经提出,不仅得到整个中国社会的共鸣,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可以说,中国梦是我们个人梦想的基石。我们不得不承认,鸦片战争以来,我们饱受外国列强的欺侮。回顾历史,如果国家不强大、民族不强盛,即使在自己国土上,我们都可能要成为二等公民。这个事实的背后原因是什么,是国家衰亡、民族衰落。所以,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中国人的个人梦,必须跟我们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富强紧密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我们的个人梦才会有坚实的土地,我们的个人梦才会有真正实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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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在部署今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中强调,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推进人的城镇化,研究新型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笔者认为,这是抓住了城镇化发展中的要害问题。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便是如何解决城镇化质量不高、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这就需要以人的城镇化为主线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
  人的城镇化是核心。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在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问题在于,以往的城镇化由于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直接相关,规模城镇化的特点比较突出。进入发展型新阶段,人们对城镇化的就业、安居、生活品质等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低质量的城镇化难以为继。能否适应全社会的需求变化,决定于城镇化的质量。从就业需求变化看,以往人们能够忍受“候鸟式”、“两地分居”的就业。而今天,人们更加追求在城镇稳定的就业以及享受到完整的家庭生活;从居住需求变化看,80后、90后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中的大多数回不了农村,也不想回农村,更希望在城镇安家。无论从哪方面看,全社会对城镇化的需求都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城镇化的角色发生深刻变化。
  当前,城镇化进程中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大都与人的城镇化的体制机制改革滞后相关。充分释放城镇化巨大的内需潜力,需要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推进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公共服务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创新。以户籍制度为例,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成为横亘在城乡居民之间的一道难以逾越的制度“鸿沟”,并由此形成城乡居民之间权利的不平等、享有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的不平等。对此,需要分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例如,1至2年内,剥离户籍制度的福利分配功能,在中小城镇全面取消户籍制度,建立人口登记制度;3至5年内,除某些特大城市外,其他大中城市的户籍制度基本放开,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5至8年内,全面实行以身份证代码为唯一标识的人口登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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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江新语》的三个特色
  《之江新语》最大特点是在300~500字内讲明一个道理,要言不烦,意尽言止。评论的要义在于旗帜鲜明、有的放矢、直截了当。《调查研究务求“深、实、细、准、效”》,针对当时浙江省上下正在兴起的调查研究之风,提出调查研究的目标要求,很有指导性。《做人做事要力求浮躁》则告诫干部需要志存高远,力戒浮躁,同时深刻指出浮躁是一种不良作风。“正确对待名利地位,正确看待进退留转”,即便当下,仍有警示意义。
  《之江新语》是习近平同志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为浙江日报撰写的专栏文章。全书简短精练,又生动活泼;思想深刻,又富有新意。从中足以见识作为党的总书记过往的心路历程和执政理念。
  学习《之江新语》,笔者认为至少有三个特色:意蕴深刻、观点鲜明、语言隽永。 意蕴深刻。学习《之江新语》,感到特别亲切,十八大报告和习近平当选总书记之后一系列讲话中的新观点、新论述、新理念,在《之江新语》中或多或少能够找到一些雏形和影子。如“团结就是大局,团结就是力量”之于《打好“团结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之于《文化是灵魂》;“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对党的责任”之于《敢于负责,善于负责》和《坚持对上负责对下负责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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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纸老虎”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毛泽东“纸老虎”思想形成于峰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而其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56年7月,在与拉丁美洲友好人士的谈话中,毛泽东创造性地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观点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有机结合起来,他说:“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同人民联系的,强;力量大的,反人民的,弱。”①这就生动地揭示了“反动派必败、人民必胜”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也有其真老虎的一面,在《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中,他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②他强调,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在取得统治权力前后的一段时间内是真老虎,但随着无产阶级的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③“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方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但是,他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是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是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④ 这体现了毛泽东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本质及其实力有更为清晰和科学的判断,也标志着其“纸老虎”思想的最终确立。
  毛泽东“纸老虎”思想的提出,对我国的革命形势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解放军、新华社的文告中曾多次使用“纸老虎”一词,从而迅速武装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加强了中国人民的胜利信心,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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