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强调“以增强党性、提高素质为重点,加强和改进党员队伍教育管理”,“提高发展党员质量”,“健全党员能进能出机制”。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了加强新形势下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历史证明,党的战斗力、凝聚力并非取决于数量。只有不断提升党员质量、份量和能量,才能保证长期执政,才能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欧阳坚:改进作风是一场自我革命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每一个重要关头,党中央都突出强调并采取有力措施狠抓作风建设,而每一次作风的大改进都促进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大发展。9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抓住作风建设不放松,努力清扫党员干部作风上的尘埃,从而使我们党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战斗力,保证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顺利推进。
  当前,世情国情党情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们党面临着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存在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迎接好挑战、经受住考验,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必须始终保持良好的作风。正是基于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新一届党中央在十八大刚刚结束,就提出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接着又向全党全社会发出了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号召。这充分显示了新一届党中央从严治党的决心和改进作风的力度,也显示了我们党对人民群众意愿的尊重和回应,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扬。
  面对党中央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要更加深刻认识树立良好作风的极端重要性,严格按照中央的有关规定,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为端正党风政风、改善社会风气做出积极努力。
  首先,要把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改进作风的核心内容。作风出问题,从本质上讲一定是理想信念出了问题,一定是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实现共产主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的远大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这就决定了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为人民谋利益、谋福祉。离开了人民,我们党就失去了执政之基;脱离了群众,我们党就失去了生命之源、力量之源。我们只有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血肉联系,牢固树立宗旨意识,才能不断增进与人民群众的感情,真心实意地倾听他们的呼声、关心他们的疾苦、尊重他们的意愿。确立了这样的执政理念,我们才能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才能真正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讲实话、出实招、办实事,自觉抵制形式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不断地改进我们的作风。
  经济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摆脱贫困的任务更艰巨、更紧迫,因此要更加自觉地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更加自觉地改进作风,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始终不渝地为实现人民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小康目标而不懈奋斗,多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多到发展最困难的地方去,多做解民之困的实事。在为群众谋利益的实践中改进自己的作风,并把作风建设的成效体现到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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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条件、资金等许可下,我国应在2035年左右建成交通基本网,发挥交通基础设施支撑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责任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持续性地对交通运输服务提出了便捷、安全、经济、高效等要求,交通运输业的首要社会责任就是提供满足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交通供给和交通服务。交通基础设施是交通运输体系的核心和平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滞后,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瓶颈”,我国及世界交通运输发展落后国家在这方面的教训均较为深刻。
  交通运输业是资源密集型产业。交通建设对资金的消耗、交通基础设施对土地资源的占用、交通工具对能源的消耗和对大气环境的影响等等,都十分巨大。国际铁路史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过大和速度太快,会造成资源浪费和交通运输自身的发展负担,进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我国部分地区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也一定程度上存在贪大求高、盲目扩大投资规模等问题。
  发达国家交通发展的历史和运输经济理论的分析都表明,以线路长度衡量,交通基础设施不会无限地增长下去。从远景看,交通基础设施大致存在一个稳定的基本网规模,之后对于任何运输需求波动的应对都将在这一基本网的基础上进行调节和完善,而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拆除、建设或调整。
  因此,多大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才能适应当前及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并建立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良性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交通基础设施的需要,即交通发展要承担起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社会责任,避免出现交通基础设施不足进而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瓶颈”制约;二是满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交通资源的持续健康利用,即交通发展要承担起与资源生态协调发展的责任,避免设施规模过度,造成资源浪费。
  在各种交通方式中,铁路和公路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资源占用最大,对国土空间的开发作用也十分显著。基于重点问题和目标导向的考虑,本文所要分析的对象限定于铁路和公路,即核心问题是“未来我国究竟需要多少公里的铁路和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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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公务员“聘任制”能带来什么
  进入公务员行列,常被人们视为捧上“铁饭碗”。然而,自2007年深圳开展公务员聘任制试点工作以来,今年,江苏已宣布将选择部分地区“试水”,而福建的首批聘任制公务员也将陆续在漳州、厦门上岗。
  公务员是国家管理与社会治理中非常重要的人力资源,担负着具体行使公共权力,履行政府职能的使命。2006年施行的公务员法明确了选任制、委任制和聘任制,作为公职取得的三种基本类型。从法律出台,聘任制就引起普遍关注,人们寄望这一制度能够为公务员队伍带来更好的流动性,更多的活力,和更广泛的人才吸纳功能。
  传统观念中,进入公务员体系意味着稳定的身份,以及较为优厚的福利供给。这曾经引发过“死在体制内”的感叹。而聘任制度设计的初衷,正在于打破僵化的公务员进入与退出机制,改变人才无法吐故纳新、政府部门工作作风改进难等问题。人才选拔中市场机制的引入,有助于实现政府自我管理思维与管理方式的革新。
  这一尝试,本质是将刚性的身份保障转化为弹性的绩效评估,让公务员真正成为一种人力资源,通过更有效的公共服务、更廉洁的职业品德,实现其价值。同时,聘任制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公务员与社会其他职业群体的身份差别,也有利于政府从命令和纪律为特征的行政管理,转向建立在协商基础上的、以法律为依归的公共治理。
  不过,实践中也需要注意防止随意扩大聘任制适用范围的情况。按照公务员法的规定,聘任制的适用范围应该紧扣专业技术和辅助性岗位,而非对选任和委任的取代。否则,可能会突破其他两种方式所要求的严格条件和程序。
  推进聘任制改革,需要在合理界定制度目标的基础上,与其他改革协同配合,防止顾此失彼。从长远来看,聘任制改革要统筹职位取得与职业发展的问题。改革不能仅仅止步于职位取得的完善,而应该形成合理的公务员职业发展机制。未来应建立与选任和委任不同的职业晋升序列和职业发展模式。
  比如,城管执法人员承担了大量的城市管理重任,但往往得不到群众理解,执法人员在各地的身份待遇也不一,缺乏职业吸引力。如果通过公务员聘任制和配套改革,发挥制度的灵活性和包括薪酬、职业发展在内的激励机制,吸引更合适的人才进入这一岗位,促进文明执法,将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聘任制改革也是促进社会福利公平分配的一个契机,应通过适当引入职业市场的激励机制,合理划分政府、公务员与市场对于福利的承担与边界。同时要注意,公务员毕竟是由公共财政统一负担的群体,实践中出现的高薪聘任公务员做法固然有利于吸引人才,但也应该合理筹划,确定理性的薪资福利标准,以防增加财政负担,形成新的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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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宝祥:邓小平讲了两个“压倒一切”
  今年2月22日出版的《报刊文摘》,介绍了陆南泉在《读书》上发表的文章。该文说,邓小平谈“稳定压倒一切”,还有一句话,就是强调稳定是对的,但不能强调得过分。意在提醒人们,要注意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的一些提法和观点。由此使我联想到,邓小平不但多次讲“稳定压倒一切”,还不止一次地讲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建设“压倒一切”,他讲了两个“压倒一切”。
  下面抄录一些邓小平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建设“压倒一切”的论述。
  1985年6月29日:
  “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有勇气,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当前压倒一切的最艰巨的任务。”
  1985年10月23日:
  “总之,我国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化建设。”
  1987年6月12日:
  “从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确定了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如果简单地将邓小平讲的两个“压倒一切”放在一起,就会发生哪个压倒哪个的问题。这就说明,对邓小平讲的两个“压倒一切”,需要联系当时的背景,完整准确地理解。
  邓小平讲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建设“压倒一切”,是在1985年和1987年初。那是在实现历史伟大转折以后不久,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刚启动的时候。这时,需要进一步肃清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牢固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地位,需要大声疾呼经济体制改革,冲破“左”的阻力。为引起人们的注意,邓小平用了“压倒一切”的提法。这时,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些比较突出的社会矛盾,邓小平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他在 1987年3月8日接见外宾时指出,“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这年6月29日,邓小平又指出:“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这些,都是讲保持稳定局面的重要性,但他还没有用“稳定压倒一切”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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