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陆杰华:“单独二孩”遇冷 应将生育权利还给家庭 >>详细
过去,我们认为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是趋同的。按照国外的研究,传统社会中,生育行为大于生育意愿。但现代社会,生育意愿大于生育行为已经在很多国家如泰国、新加坡等得到证明。所以,经历现代化、城市化发展后中国也在走这样一条路。之前在做预期数据时,更多地考虑到在这么多年生育政策相对“压抑”的情况下,一旦放开,会有很多民众有生育意愿和需求,但现实并非如此,原因就在于我们对城市化对民众生育观念的影响评估还不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面临的人口问题主要是生育率过低、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少子老龄化发展速度太快。出生性别比失衡严重与深度老龄化等不仅会影响人类自身的繁衍,也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带来巨大的影响。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张翼:劳动年龄人口连降三年 建议全面放开二孩>>详细
张翼指出,在劳动年龄人口中,35-64岁人口所占比重在上升,15-35岁青壮年人口占比在下降,“这意味着推动技术创新的劳动力占比在缩小”。他建议,面对这一趋势,今后要着重加强对劳动力的职业培训以及科学素养教育,对以大学生为代表的年轻劳动力,要加强课程更新,与市场需求更好结合。
针对新世纪以来人口形势出现的重大变化,继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调整生育政策后,中国各地开始陆续推出“单独二孩”(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北京市卫计委副主任
钟东波:生育意愿不是短期的,有可能以后会再准备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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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卫计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钟东波强调,2014年2月公布“单独二孩”政策时公布的数据,是按照生育意愿统计的。生育意愿不是短期的,有可能以后会再准备生育。整体看下来,3~5年才能看出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有哪些。据他认为,对卫生部门预测不准的说法不太公道。他表示,因为工作要作最坏的打算,同时要做最好的准备。北京市卫生部门按照新增5万人口作的准备,经过整个的卫生系统、各级机构的努力,目前很平稳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当然并不意味着后面就高枕无忧了。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车伟:全面放开二孩时机成熟 更应注重提高劳动力素质>>详细
“劳动年龄人口连续三年下降,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正在衰减。”张车伟认为,中国的劳动力已从过去无限劳动供给转变有限供给,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劳动力工资正快速上涨,过去经济发展所依赖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在消失。
张车伟指出,从政策上讲,现在已经到了调整人口政策的时机,当前来看,放开“单独二孩”政策还是不够,全面放开二孩的时机已经成熟。
媒体:应透视“逼父母弃二胎”背后的社会问题>>详细
因为从家庭层面讲,很多有二胎生育意愿的父母,更多还是希望两个孩子年年龄差不大,能够“结伴成长”,懂得分享与照顾、明白责任与担当……而像肖女士和丈夫一样,时隔13年再要二胎,显然是错失了这样的“黄金期”。从人口格局讲,正如很多专家学者一再强调,我们已错过“全面放开二孩”的好时机,当下中国劳动力总量下降趋势已难以抵挡。而晚一天全面放开二孩,也就意味着更多像44岁肖女士一样高龄的、有二胎生育意愿的家庭,不得不选择放弃。凡此种种均都表明,“少女逼父母弃二胎”不仅是个关于溺爱与包容的教育问题——更应透视其后沉重而现实的社会问题。
媒体:让人口政策之争回归科学>>详细
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针对何时全面放开二胎的疑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表示,目前还未有时间表,“政策可以调整,国策不能动摇”。诚然,人口政策兹事体大,不可轻易更改,但直面现实却是确保政策科学的第一步。比如随着生育成本的提升,养儿防老观念的淡化,以及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国民的生育观念已经非如往日。那么,再根据以往的生育观念去评估人口政策调整将带来的人口压力,就势必存在着误判。
全面放开二孩是适应人口状况变化本身的要求,因为现在再继续实施计划生育已不合时宜。在生活、生育成本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全面放开二孩不会对经济社会产生多少负面影响,长远来看,这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好处大于坏处。除了调整计划生育,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发展更为关键,中国经济要提高竞争力、保持劳动力优势,必须要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不断升级劳动者的技术水平,这不仅是今后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抓手,也是中国经济保持增长潜力的关键所在。
【本期编辑:万鹏 实习生 李雨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