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八大以来出台的“八项规定”等制度,当前正在推进的以整治“四风”为重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可以预见,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议题,将涉及三个方面:如何转作风、建设‘三清政府’,重建党和群众的鱼水关系;加强反腐力度,出台制度性反腐政策;从资源型向环保型、服务型转变的经济转型、经济体制改革方案”。

谢春涛:习近平意识形态讲话针对两种思潮
  中央高层再谈意识形态工作,值得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信仰、是信念,信仰是思想的强大支柱,信念是力量的根基源泉。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8月19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在过去、现在,都没有改变。”中央党校教授、党史专家谢春涛分析说,首先,意识形态对党内而言极端重要,党内有个统一思想的问题,只有思想统一才可能有行动上的一致;其次,意识形态对全社会来讲极端重要。只有广大人民群众认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党才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凝聚起来;甚至从国际范围来看,意识形态也是极端重要的。西方国家用它们的意识形态来西化中国,在这之前,它们在某些国家已经达到目的,在中国也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那么,在迈向两个“百年”目标的关键时期,用马克思主义、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全党全国人民高度凝聚起来,极为迫切和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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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淑真:近十年中国共产党转型的表现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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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论坛:怎样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所谓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指在一个相对确定的较短时期内,通过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效率和效益、显著提高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建立健全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式,实现居民收入翻番目标的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方案。这里的国民收入,并非统计学意义上的GDP或GNP,而是指居民收入。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时间向度上的涵义是,注重居民收入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其最终追求是居民福祉的增加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收入倍增”并非要求居民收入的强制增长。从更广的视角看,“收入倍增”的最大意义或许并不在居民收入增长一倍,其题中应有之义应包括:建立健康可持续的产业结构,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业技术创新,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健全居民收入正常增长机制等。
  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可行路径是:首先,制定“倍增”的总体目标、阶段性目标以及路线图;其次,通过完善市场机制、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等,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力和经济效益,有效增加居民的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收入;第三,调整和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显著而普遍地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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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短暂波动而急于采取经济刺激计划
人民观点:当干部不能只会抓经济
  看一个领导干部是否成熟、能否担当重任,一个重要方面就看他重不重视、善不善于抓宣传思想工作一位外交官曾经这么说过,新中国头30年是解决“挨打”问题,第二个30年是解决“挨饿”问题,今后30年要解决“挨骂”问题。虽是一种比喻,却耐人寻味。且不说,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在国际上遭受着更加严苛的审视,也面临着不同意识形态的龃龉较量,使“挨骂”在所难免;单从国内来说,许多干部可能都有类似感慨:经济发展了,批评声却比以前更多了;埋头苦干着,有时却得不到理解认同,一些群众甚至“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出现这种情况,有社会转型期矛盾增多的因素,有干部工作不到位的原因,也有群众水涨船高的期待。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经常被忽略,那就是一些干部只重视搞经济建设,对意识形态工作却不想做、不愿做、不会做。有的片面理解“行胜于言”,将宣传思想工作视为可有可无的点缀,新闻发言人成了“不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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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怎样读二十四史的
  关于毛泽东“古为今用”的读书方法,陶鲁笳曾写过这样一段回忆:“毛主席研究历史,是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历史的优秀遗产,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而不是信而好古,迷信过去。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古为今用。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上海会议,据我了解毛主席一直在精读陈寿的《三国志》,并针对当时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讲了《三国志》中的许多人物,讲的最多的是曹操和郭嘉。
  说到《三国志》中曹操多谋善断、郭嘉足智多谋的这段故事,《毛泽东传(1949—1976)》也有一段记述。1959年3月2日晚,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一个工作方法问题,是从一个三国故事讲起的:郭嘉是曹操的一名谋士。他给曹操出了一个计策:先打吕布,后打袁绍。他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见事迟,得计迟。
  毛泽东是中国最精通唯物辩证法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家。他的思想和理论贡献,他的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分析方法,深刻地贯穿、融化在他读二十四史的过程中。无论是批注圈划,无论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论、评价,都体现出了他的思想观点和他灵活运用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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