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锦芳
在我看来，对于《资本论》研究而言，“当代”确实是一个特定的视角，以此为基点当然可以“激活”文本中一些过去关注不够乃至被忽略、被遮蔽的思想；然而如果不注意限度和界域，它又会造成一种新的“片面”，致使另外一些思想被忽略、被遮蔽；时易世变，到那时我们又必须回过头去反复“折腾”文本——这样，不同阶段的研究之间就只有否定、“断裂”而少有传承和积累。
比如说，过去冷战时期，在对《资本论》主旨思想的阐释和概括中，我们特别强调的是：它对“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之本性的揭露和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制度的批判；它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的指导作用；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融为一体而形成的“《资本论》的逻辑”；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辩证关系的原理的论证；矛盾分析的方法、阶级分析方法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方法的运用；对人类社会发展“五形态”理论的阐发；等等。而现在身处全球化时代，很多论者又从中读出：资本本性的二重性、劳动与资本关系的调整和变化、“资本的逻辑”及其结构化特征；对国家与市场关系和“虚拟资本”的新思考；“存在论”哲学、“生存论”转向与“现代性”内涵；“社会有机体”结构学说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尺度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等等。这样，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思潮的转换，《资本论》研究成为一种“时尚化”追求，而缺少了科学性、客观性和恒定性。
究其实，在上述两种不同时间段的讨论中，阐释的观点相异但研究方式却是一致的。即都不是从文本本身出发去勾勒问题、阐释思想，而是从时代“问题”出发去观照文本。而作为研究出发点的问题，并不自文本中来，而是在研究者介入文本之前就摆在那里了，它们一般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当代社会实践中的所谓重大问题；二是目前流行的社会思潮或哲学观念；三是研究者个人感兴趣的问题或者自己创设的观点。由于解读者研究《资本论》的目的，不是为了或者不仅仅是为了弄清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的原始状况，而首先在于寻找对现有问题的说明、解释和论证，这就自然会使得解读者在解读时省略文本研究的许多必要步骤。比如，他一般不会对《资本论》的全部著述做通盘考虑，特别是那些散乱的但篇幅巨大的手稿和笔记等会被弃之不顾，而往往只会选择那些成型、定稿的部分；同时对成型、定稿的作品他也不会全面研究，而是从中挑选那些表述明确、与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相关的段落，即根据当代问题到文本中去寻章摘句。毫无疑问，按照这样一种解读思路，文本本身只被置于工具或者手段的地位，《资本论》思想的完整性必然被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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