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 星
加快发展只为缩小差距提供可能的物质基础。调整利益格局还需要通过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打造各阶层表达利益诉求、进行理性博弈的平台，从纷杂对立的意见和主张中，取得对财富收入的再分配和再平衡的共识。这个共识形成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可能显得意见不一，嘈杂不安,但却是多元社会真实意见的表达渠道，是民众的民主自由权益得到充分行使和实现的过程。
一
近些年来，从历史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发展走向的文章和书籍很多，其中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及其相关论述较为引人注目。这些论述往往从托克维尔的两个悖论入手——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的法国是经济发展最繁荣的时期，但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专制政府一旦减轻苛政，开始进行改革时却往往引发民众革命——并用以附会当今中国，尝试进一步从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来反思和解决当前中国存在的问题。实际上这既与当时法国史实有悖，也与当前中国的实情相违。
从史实记载看，法国在十八世纪中叶一度发展较快。但繁荣表象的背后，是货币滥发与高通胀的助推。而随着通货膨胀和密西西比股市泡沫的破灭，法国新建立的货币和金融体系几乎在一夜之间解体，整个国民经济陷入混乱衰败的状态。在这时期，七八十年代里出于打击英国的政治需要而支持美洲革命的政策，几乎耗尽国库银两。农村年年爆发饥荒，成千上万农民冲进巴黎抢面包，被称作“面包革命”。与此同时，英国大量的廉价工业品流入市场，导致法国纺织业受到沉重打击，许多工厂关门倒闭，失业人数近8万人。到大革命之前，政府已濒临破产，累欠至6亿里费尔。路易十六由此被迫推行财政改革。当改革遭到特权阶层反对时，则又决定召开三级会议，企图借第三等级之手向前者施加压力。但当第三等级提出新的经济和政治上的要求时，则又立刻后退，下令关闭三级会议，使矛盾骤然激化，从而揭开了大革命的序幕。这说明，经济恶化尤其在繁荣发展中又出现反复、下滑甚至新的恶化时，仍然一如历来观点所认为那样，是引发革命的深刻根源。此时，当既得利益集团仍竭力维护自身利益，不愿作稍稍妥协,而统治者不能又无力进行改革时，这种对危机的漠视和无能将成为点燃革命怒火的直接原因。史书记载，当第三等级在酝酿政治集会的时候，路易十六居然在那一天的日记里仅写下这样四个字：无事可记。这种情况与改革开放已推行三十多年的中国显然大相径庭。
二
其实，托克维尔的这两个悖论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塞缪尔·亨廷顿就认为其推理过程很精彩，但作为结论则过于武断和简单。发展、改革和革命的三者关系非常复杂，各国国情不同，决不能简单地加以类比和生搬硬套。经济发展必然催生许多新的矛盾，社会因此可能出现混乱和动荡，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和在这个阶段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改革能够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推动经济和社会建设不断向前发展，使大多数人的需求得到满足，则动荡将逐步缓和，爆发革命的可能性也就不复存在。反过来，因为惧怕混乱和动荡而推迟改革或不改革，则会对社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正如亨廷顿所言：真正无望的社会不是受革命威胁的社会，而是无法进行革命的社会。
既然托克维尔的这两个基本观点屡受质疑，那么为什么《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在史学界一直受到热议呢？对此，孟德斯鸠说得好：一本好书也许不在于结论的正确，而在于它提出的一些问题令人深思。托克维尔实际上试图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大革命采用如此决绝手段推行民主和自由理念，但民主和自由为什么在法国却仍然屡遭挫败，屡经反复？法国从1789年大革命爆发至1850年的60年时间里，先后经历了拿破仑一世称帝、波旁王朝复辟、第二共和国成立以及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法国民众为争取民主自由付出了一次次努力，却一次次宣告失败。托克维尔目睹了这一过程，为此感到忧虑甚至恐惧，下决心探究其中原因。通过研究，他发现这是由于法国专制的旧制度沿习以及文化传承所造成。大革命的历史地位在于提出了全新的民主和自由的价值理念，但是大革命本身却以极端强权形式加以推行。托克维尔认为这种理论的和善与行动的强暴形成对比，似乎是最奇怪的特征之一。他为此对旧制度的特性以及大革命中的旧制度因素的存在和表现等作了大段叙述，就是为了说明大革命深受旧制度的影响。大革命看上去在铲除一切旧制度因素，但实际上它所据以行动的仍是旧制度的思维定式和行为惯性,进而进一步说明民主自由不是宣布与旧制度彻底决绝就能立即成功的道理。这种背离现象不仅使后来的帝制复辟成为可能，而且实际上也使其提出的全新价值理念成为一纸空文。因此，为民主自由奋斗是一个长期过程。由于受旧制度的影响，这个过程将充满复杂因素并还可能遭到挫败和反复。这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给我们留下的更有价值的启示。
三
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人为国家发展和民主自由奋斗的历史。其中屡经挫败、屡经反复的艰辛，甚至更加令人触目心沉。1949年革命胜利结束了中国长期的混乱和分裂状态，经济社会建设得到了较快恢复和发展，民众的民主自由权益也得到更加重视和保障。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不仅导致国民经济一度濒临崩溃边缘，而且严重践踏了民众的民主自由权益，使社会矛盾急剧增多。相当多民众对现实产生了迷惘和怀疑，羡慕西方社会和港台地区的发展。当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十分困难的时刻，好在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通过三十多年有序、渐进的推行，不仅使中华大地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重新改变了人们的认识和选择。尤其是对民主自由有了更深刻的思考，认识到民主是个好东西；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每个个体自由发展的前提；共产主义是一切自由人的联合体等。小平同志更是把民主自由和发展视为一个整体，认为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三十年前相比，当下很少再有人简单以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模式作为追求目标，人们对中国发展的道路选择和理论选择有了更多的自信。这和法国自大革命后的60年里出现三次反复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和中国在之前发展中屡遭折腾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这或许是中国在这30多年里发展较好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
市场经济发展推动当前中国由利益多元化带来阶层的分化，并又几乎同步催生各个阶层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我们还在迈进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不仅拉近了人们在生存空间上的地理距离，而且还拉近了人们在欲望和追求上的心理距离。对落差的不满和希望改变现状、过上与他人一样生活的渴求是人之本性。因此，在谁都不否认改革开放成就的同时，质疑声似乎变大了，不满的人群似乎增多了，并产生了有关“繁荣带来危机”和“改革引发革命”可能性的猜测和议论。对此或许有多种理论和观点加以阐释，但更重要的，从中可折射出中国现阶段的发展水平尚不能充分满足民众需求的真实状况。中国现在仍然处于世界经济产业链的低端。资本、技术和劳力的回报因稀缺程度不同而很难获得理想期盼中的公平分配。同样的劳动付出，因为产品附加值低，因此获得的报酬也低。要提高收入，改善生活，只能靠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甚至牺牲环境和资源。中国必须通过发展迈过这一关。但在产业分工由低端向高端爬升过程中，这些问题将长期存在。不正视这个差距，一味从道德高度加以抨击，如托克维尔所言对平等作廉价的追求，就可能滑向民粹的泥坑。但在承认差距存在的基础上，又亟待我们对既得利益格局进行不断调整。加快发展只为缩小差距提供可能的物质基础。调整利益格局还需要通过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打造各阶层表达利益诉求、进行理性博弈的平台，从纷杂对立的意见和主张中，取得对财富收入的再分配和再平衡的共识。这个共识形成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可能显得意见不一，嘈杂不安。但却是多元社会真实意见的表达渠道，是民众的民主自由权益得到充分行使和实现的过程。民众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学会怎样表达意见，怎样维护权益，以及怎样与他人宽容、妥协及和谐相处，从而不仅决定着任何极端化言论和现象都不可能具有更大的利益基础，都不可能获得社会的普遍支持，而且将引导最终朝建设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的方向发展，对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将起到更为厚实坚固的基础保障。
（作者为江苏省委巡视组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