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已经实现,但还存在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偏低、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一些低收入家庭生活困难,非户籍居民不能均等享受公共服务等问题。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是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因此,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优化收入分配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深圳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

百年复兴: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天命”的对话
  中国共产党建立时历史使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这个历史观的完成,毛泽东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是一个重要标志。它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从何处来,现处何地,将欲何往。
  这样一个回答就给我们民族的历史境遇重新定位,一个完整的历史观就建立起来了。中国共产党成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重新建立了历史观,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注入了中国这个龙身。它满足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就把那么多苦闷、彷徨无告的知识分子都吸引到延安去,黄河之滨就集合起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国共两党之争成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共产党建立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高点,它是一个新的历史观。因为有这个历史观,毛泽东就引领这个民族一步一步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他执政就非常有自信,因为真理在自己手里。
  中国是一个历史感很强的民族。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中国的史学承载着西方史学、哲学和宗教三重责任,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章学诚讲“六经皆史”,我觉得非常深刻。

王厚明:缘何“联系干部”甚于“联系群众”
充分认识党内法规制定规范化的意义
辛鸣:党和政府要为基层干部正名立位
许耀桐:群众路线是如何萌发、提出和确立的
专家:中国户籍改革的突破口在哪儿?
  6月26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
  在这次报告中,徐绍史提及城镇化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国内需求的战略重点,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徐绍史说。
  在近几年城镇化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上,报告指出,2010至2012年,全国农业人口落户城镇的数量为2505万人,平均每年达835万人;2012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常住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63.9%和75.5%;2000年以来,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6个百分点,2012年城镇化率达到52.57%,与世界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然而,所取成绩数字的背后,则是城镇化行程中出现的问题。
  徐绍史坦言,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我国城镇化质量不高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被纳入城镇人口统计的2亿多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平等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内部出现新的二元结构矛盾,制约了城镇化对扩大内需和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也存在着社会风险隐患。”徐绍史说。

党报追问躲在“临时工”背后的人
专家:收入分配改革刻不容缓
郑秉文:养老保险22年统筹层次未有实质性进步
分配改革不可忽视 “财富再分配”
国务院“领导小组”由哪些人构成 如何运行?
  进入7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新增了3个头衔: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组长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此前,他曾以副总理的身份担任过多个领导小组的组长和副组长职务。据中国政府网公开的国务院文件显示,国务院近日密集调整多个国字头领导小组的组成人员,并新成立了3个领导小组。这些领导小组的组长均由国务院总理或副总理担任。
  “领导小组”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议事协调机构。到底有多少“领导小组”?由哪些人构成?他们是如何运行的?以“国家”或“国务院”打头的领导小组,大多属于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承担跨部门重要业务工作的组织协调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分别在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和2013年进行了7次规模较大的政府机构改革。每次改革,国务院都会对“领导小组”的规模和设置进行调整。
  领导小组往往承担着专门的任务。今年6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副总理马凯任组长。在城镇化的背景下,这一领导小组的成立,被理解为国家进一步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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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率先倡导,初步奠基。20世纪30年代初,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并且采取命令主义的领导方法强行贯彻,引起了广大群众强烈不满。这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张闻天,在实际工作中逐渐觉察到这种错误的危害,明确主张转变领导方式。他在1932年11月18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周刊上发表文章,尖锐批评宣传工作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种种表现,把它斥之为“党八股”,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
  (二)带头贯彻,大力宣传。1935年1月中央召开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在领导工作中更加自觉地贯彻群众路线,反复强调“群众是革命力量的取之不竭的源泉”,“群众的力量是我党的最后依靠”。1939年11月,张闻天专门撰写文章,把“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作为“马列主义论党的学说的基本问题”来对待,全面论述了正确处理党群关系的“几个原则”。
  (三)敲响警钟,谨防蜕变。1949年民主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执政党。随着地位的根本变化,张闻天敏锐觉察到脱离群众的危险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增加了。针对这种情况,他在一次报告会上专门就革命胜利后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问题敲起了警钟,尖锐批评上述不良表现“是旧社会里军阀官僚的旧思想,是剥削者和压迫者的思想”,明确指出干部应该“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给人民办事情,而不是企图骑在人民脖子上,称王称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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