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很多人主張“儒法並用”、“德刑相輔”，用現在的話來說，也就是主張思想教育手段要和法制處治手段並用。法是他律，德是自律。治理國家和社會是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統籌兼顧，全面規劃。我們黨提出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古人這方面的治理思想與經驗。以德治國，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之一，是中華民族應該認真繼承，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一步用好的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
中國共產黨要長期執政。我們的干部既然做了官，就得有官德。要嚴格以為官之德來自律。隻重“官品”輕“官德”，就會追逐“官品”不擇手段，拋棄“官德”恬不知恥﹔就難免蒼蠅滋生，甚至養虎為患。官者，君子也。中國有推崇君子人格的傳統。諸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諄諄告誡，“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的慎惕之慮， “載舟”“覆舟”、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國而忘家，公而忘私”的精神境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的百姓情懷，“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坦蕩胸襟，這些中國傳統文化的“君子之德”，與中國共產黨人為實現共產主義前赴后繼的遠大理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基本宗旨，是一脈相承的。我們共產黨的各級干部，不妨從傳統的君子之德從中獲得精神鼓舞，升華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優良品格，培養浩然正氣。這樣的官員，才能“譬如北辰，眾星共之”。
韋伯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的支撐，就是一個“神召”，以這種立足此岸、面向彼岸的價值觀對來世靈魂歸宿的關注，來為資本主義精神提供終極價值，彌補資本主義精神的缺陷。我們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精神家園中可用的東西，比一個“神召”豐富得多。比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精神境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道義擔當，“見賢思齊”、“見義勇為”、“知行合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三省吾身”、“君子慎獨”的修身之方，“百善孝為先”、“孝悌忠順”、“家和萬事興”的齊家之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治國之道，必先富民”的理政之道，“天下為公”、“世界大同”、“致中和”的經世方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舍身取義”的愛國情懷，“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凜然正氣，“仁義禮智信”的基本價值，“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奮進態度，等等。中華民族之所以能歷經磨難而生生不息、朝氣蓬勃，並不斷發展壯大，始終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就因為有如此豐厚的精神家園，如此強大的精神支撐。這是一個偉大民族幾千年傳承著的集體記憶、集體呼喚，遠比西方文化中“創世者”的一個“神召”來得強大。激活這些精神基因，有助於去建立現代市場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市場倫理”，把“資本”的沖動與“誠信”的建構成功結合，形成勤勉做事、平實做人，守信光榮、失信可恥的社會氛圍，構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德和行為規范。
今天，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不要輕看另一個“決定性作用”——具有突出優勢、深厚軟實力和重要精神支撐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其基因一旦激活，不斷生長和放大，就可以形成百病不侵的抗體，百折不撓的動力，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倫理和新精神。
（作者為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第一副院長）
作者感言：
我認為思想的力量是中華民族的根基。信仰的動搖是危險的動搖，信念的迷茫是最大的迷茫，理想的搖擺是根本的搖擺，思想的滑坡是致命的滑坡。在信仰的荒漠上，活不了無根的植物，立不起偉大的民族。世界上許多經濟體的發展在連續增長后，往往出現拐點，由盛而衰。中國經濟能否邁過這個坎，持續發展？再往下走，每一步都是驚險的一跳。這一階段，思想難以統一，心理常常失衡，顧此往往失彼，步子容易邁錯，經濟容易失調，社會容易失序，機遇容易丟失。我們必須把高度的責任感、清醒的危機感化為加強學習的緊迫感，把外部的巨大壓力轉化為內部的高度自覺，多一點學習、多一點思考、多一點實踐，少一點無謂的應酬、少一點虛妄的空談，一刻不停地增強本領，提高思想力。
習總書記說，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永遠不能離別的精神家園。正在接受現代市場經濟考驗和洗禮的中華民族，不會離別自己的精神家園。通過對傳統文化的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可以使之變成我們內心的源泉動力，做到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經世致用。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各項改革箭在弦上。經過市場經濟的洗禮、個人利益的覺醒，如何把經濟沖動與道德追求、把物質富有與精神高尚結合起來，檢驗著社會的文明程度，也關乎市場經濟的成功程度。改革之途，國家、社會、個人，應該煥發什麼樣的精氣神來？近期公布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給出了答案——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
（人民論壇記者劉赫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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