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思想領域需要我們關注和研究
思想的呼喚與面臨的挑戰是顯而易見的，即便這樣我們還是可以作出兩個基本判斷：一個是老命題或根本命題與當代中國結合起來，仍然可以產生巨大作用，甚至是世界影響作用，這與中國目前飛速上升的國際地位有關。另一個是中國夢已是進行時，隻能前進而不能后退。至少已經覺醒的知識分子可率先行動起來，去關注最現實的理論難題和更寬闊的思想空間。那麼，有哪些與中國現實相聯系的命題和思想空間值得挖掘？ 筆者認為以下幾個方面更為現實，更為基礎。
第一，以政治觀的突破完成精神大廈的重建。我們的政治觀仍處在革命階段，因而許多思想觀念相互打架，比如強調世界是“命運共同體”，要求跳出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同時看世界時又往往過重地強調意識形態斗爭﹔強調和諧世界與和諧社會，所開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又未能跳出仇恨教育，等等。尤其需要思考的是，為什麼搞意識形態斗爭原本是我們的優勢，而今正在逆轉為劣勢，究其原因在於沒有跟上世界政治生態的變化與人類前進的步伐。由於我們的主旋律是以革命來界定，這就決定了封建時期產生的精神元素不便納入，這還不是最要害的問題，因為世界各國的當代精神多不是從古代汲取，而是地理大發現產生了新的價值坐標和精神追求，工業革命又進一步強化了它們。然而，由於中國的工業革命起步太晚，故而我們的主流精神隻能從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開始，而百年中又有國共戰爭，再加上“文革”的敏感，甚至我們進行的邊境作戰也不能提，如此下來，看似宏大的精神大廈，其實干巴。西方國家就不同了，他們沒有革命的鑒定標准，比如美國不因為南北戰爭而分割歷史，結果美國建國史雖然不到300年，但其精神史可以上溯至102名清教徒簽下“五月花號公約”。處於冷戰時期，我們的革命不需要內涵的豐滿，隻需要堅強和斗爭性，然而進入“意識形態終結”和文明沖突后，我們的軟肋就暴露出來，即使別人不向我們進攻，自己也已經亂了陣腳。所以，精神力量的重新煥發需要信仰大廈的重建，而重建需要政治觀的突破，非此不可能達成激發精神力量的目的。伴隨世界政治生態變化，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我們已經到了必須在政治觀上實現重大突破的時刻，唯此方可保証信仰大廈的重鑄。也就是說，既然我們已經決定不再通過消滅資本主義實現共產主義，那麼就必須重新詮釋共產主義信仰，弄清這是一個政治目標還是精神目標，或是社會目標。更具體一點講，在中國堅持“命運共同體”、“跳出冷戰思維零和博弈”、“中國不輸出革命也不輸出貧窮”等理念下，我們需要尋找共產主義信仰的新路徑。
第二，以世界觀的突破支撐中國融入世界、引領世界。世界有三個探究領域，一個是宗教世界。所謂“一沙一世界，一樹一菩提”。我們是否還繼續把整個民族帶向無神論，由此失去敬畏，同時讓沒有或不接受共產主義信仰者的靈魂永無歸宿？如果太多人的靈魂無所寄托，結果就是滑入現實功利與及時行樂。另一個是世界觀和方法論，也就是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其重要表現之一即是冷戰時期的二元對峙，堅持二元價值與二元對抗，我們隻能運用革命的原理對待和評價世界，形成非敵即友，非此即彼。這種世界觀下的理論和觀點，突出表現為不接受“意識形態終結”和文明沖突理論，如此，世界就不會走向和諧。再一個是國家形態和國家關系。比如，早期講的“三個世界”理論，后來提出“南南關系”“南北關系”，那麼今天我們該秉承什麼理論，這直接決定了我們大國道路怎麼走及走向哪裡？總之，世界觀不改變，中國與世界就永遠處於碰撞和摩擦，而不會真正找到共同點，因而也就不會進入主流成為主導力量。
第三，以人生觀的突破提升民族人文品質。中國人的人生觀內含兩大基因，一個是農業經濟基礎上的儒家文化基因，另一個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也就是革命基因。不管怎樣評價這兩大基因，有一點是清楚的，就是圍繞自身和本階段展開的利益追求。所以，我們的價值目標和精神追求很難超脫利益，更難進入無我的精神境界。盡管這樣，由於共產黨在為人民群眾追求利益過程中，確實讓自己集團內的成員放棄了個人利益，因而成就了偉大。問題在於當下政治生態變化后，我們的精神大廈中的軟肋暴露出來，以犧牲自己成就別人失去了環境條件的支持，結果造成物化嚴重，這既導致社會關系緊張，同時也影響著中國走向世界，樹立大國形象。這個問題還可以再作進一步分析。較早以前習近平提出要“學習雷鋒的幸福感”。表面來看這只是一個號召，仔細思考這涉及到人生的根本命題，就是人為什麼活著和怎樣活著。在過去的很長時間裡，我們區分了無產階級的人生觀和資產階級的人生觀。實際上兩大人生觀都離不開物質和精神的關系。問題在於，我們的人生觀更多建筑於革命和斗爭之上，一旦這種人生觀失去了政治環境或政治生態的支持必失去應有的力量，這也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在這個方面窮於應付的原因。由於我們目前的政治觀尚未實現自我超越，這就很難用更開放的視野，獲得更多人類文明的精神因子。某種意義上，建筑於古希臘文明和基督教文化之上的人生觀，的確不是我們想借鑒和接受就能夠實現的。那麼，我們該怎樣建筑和突破，才能夠找到現有政治基礎之上的能夠支撐這個民族在新的政治生態和世界關系基礎上的足以滿足中國人精神需要的人生觀，這恐怕已經成為繞不過去的坎兒。否則，中國走向世界的步伐越大，中國的力量越強，與世界的不和諧就越甚，這甚至已經成為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事情。
第四，以價值觀的突破改善中國社會生態。這裡的價值觀包含兩個層面，一個是走向世界的民族核心價值觀，當然也包括中國共產黨的核心價值觀，另一個是民眾的價值觀。前者來講，我們現在正遇到瓶頸。我們可以不認同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的核心價值觀，但卻不能否認普世價值，因為人類失去了共同的標准和追求，必出現虛無主義，出現絕對價值的喪失，那是十分可怕的。尤其對於我們這樣一個沒有宗教傳統的國家，如果再否定人類最終目標的共同性和相通性，隻能墮入虛無主義的深淵，金錢主義、享樂主義將愈來愈嚴重。類似的重大思想和理論命題還有很多，比如，我們走向世界過程中，講的是和平和不干涉內政，實際上背后有兩個價值元素，一個是政治制度也就是意識形態，另一個是利益。處在冷戰時期，講意識形態有市場，在文明沖突和意識形態漸成主流的情況下，很難贏得響應者。至於利益，沒有一個國家和民族能脫離開，但大國是需要道義責任的，如果過多的談利益，由於過重地以本國的利益為核心，同時不善於平衡與人的利益，那麼就異化為民族主義，與世界的走向也不一致。我們必須明確自己究竟想以什麼與世界溝通，找到共同點、共鳴點。至於社會和大眾層面的價值觀，我們同樣有一個平衡物質和精神追求的問題，長時間以來我們灌輸了太多的利益觀，結果形成了利益趨動成為了一切，這顯然是應當予以改善的部分。
第五，以政治倫理突破推進中國共產黨的自身建設。黨風決定政風，政風影響著民風。黨風如何才能真正實現好轉？目前的制度建設很重要，制度更帶有根本性。但制度設計也只是管理人的外在行為，而不會解決價值觀層面的東西。西方國家的官員除了制度的約束，很重要的是職業意識和政治倫理規則。在我們國家，我們黨，從革命之初就走了與西方議會政治相異的道路，我們是通過政治信仰和政治紀律來規范行為，這種規范和約束是需要政治環境的支撐，也就是說，很長時間我們黨靠這種力量保証黨的強大，然而政治生態的變化已經削弱了政治信仰的基礎，我們需要找到新的精神力量的增長點，重要的突破口就是構建政治倫理體系。
最后，需要補充的是，國家和社會正在以更大的包容為我們提供思想的空間和土壤，我們還需要助產士。人民論壇首次評選十大思想人物，這就是一個信號，一面旗幟，一聲號角。這種擔當和勇氣、見識和深刻已經充當起思想助產士的角色，相信這種努力會獲得回報。我們共同期待並作出更大的努力。
（作者為國防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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