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任何Ideas創新都會具有巨國規模效應。這是因為中國總人口規模大，其崛起也不同於其他國家的崛起過程。例如美國1870年開始崛起時隻有4020萬人，到1913年時為9000多萬人﹔1950年日本開始崛起時為8380萬人，到1973年時為1億多人﹔ 而1978年中國開始崛起時總人口為9.6億人。同一種創新對不同規模的人口會有極大的邊際性差異，也反映了中國Ideas的規模效益。正是由於這種世界上任何國家都難以比擬的規模效益，一個好的思想誕生於中國、作用於中國，就如同精神“原子彈”，可以發揮無比的威力，並且還可以轉化為物質“原子彈”（指強大的物質生產力）。
如何創新正確的思想和觀念？它們不是憑空產生的，至少有以下三個重要來源：
老觀念。新觀念相對老觀念是“新的”，但卻又“孕育於”、“發生於”老觀念。它是對老觀念的歷史學習、歷史記憶、歷史繼承、歷史再創新。凡是經過歷史篩選而留存下來的好的觀念，都可能成為歷史財富。一個國家或社會歷史越長，歷史財富就越豐富，后人可利用的歷史資源就越多。例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政治路線和“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就是對1956年黨的八大路線的歷史記憶和歷史繼承，同時也是對“以階級斗爭為綱”“文化大革命”時期深刻教訓的歷史反省和歷史學習。從這個意義上看，無論是前人的寶貴經驗還是深刻教訓，都可能成為后人的歷史資源，成為后人創新正確思想觀念的基礎，讓后人實現“古為今用”。
外部觀念。新的觀念，還可能來源於在對外開放條件下對外部觀念的獲取、消化、吸收、應用和再創新。一個社會越開放，獲得外部觀念就越多，產生新的觀念的可能性就越大。例如1978年和1979年鄧小平先后訪問8個國家，接見外賓幾十次，許多重要的改革設想都是在對外交流中形成的。可以說，鄧小平是新中國思想最為開放、最為活躍的領導人，同時也是觀念創新最多的領導人。這非常符合充分利用現代化“后來者”的“后發優勢”要求，即學習現代化“先行者”的成功經驗，同時避免其失敗教訓，從而幫助后來者實現“洋為中用”。
社會實踐。無論是老觀念、外部觀念都是他人的、間接的觀念，新觀念最重要的來源還是直接的、親力親為的社會實踐。誠如毛澤東所說：“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裡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隻能從社會實踐中來，隻能從社會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中國的改革是十幾億人民參與的改革，也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社會實踐，這本身就為新觀念的創生提供了認識來源。誠如鄧小平所講，“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是基層創造出來，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有了歷史的繼承，才能有創新﹔有了開放的學習，才能有更多的創新﹔有了廣泛的社會實踐，才能有更大的創新。中國改革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解放思想、創新觀念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接受社會實踐檢驗的過程，誠如毛澤東所言：“成功了的就是正確的，失敗了的就是錯誤的”。這樣，人們可以不斷地因成功而創新觀念，又可以不斷地因失敗而修正觀念，從而實現認識與實踐的統一，即“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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