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任伍：中國進入思想創造第四個時期
眾所周知，當今中國，經濟發展如此迅速，以至於讓整個世界為之瞠目結舌。2013年在世界經濟不景氣的背景下，中國仍然保持了7.7%的增長率，經濟總量達到568845億元。確實，今日之中國不乏奇跡，神話般的故事無處不有，學術研究也如日中天，發表的論文數量、申請的專利數量和GDP一樣增長迅速，已經成為世界老二。然而在我看來，改革開放35年來，有比GDP、專利、論文這些顯性成果更精彩、更動人的收獲和故事，那就是今天中國開始進入思想創造的時代。
思想是行動的指南，更是影響世界的利器。沒有思想的時代是可悲的時代，沒有思想的行動是蒼白無力的。一個好的思想，勝過千軍萬馬。試想如果沒有馬克思卓越的思想，就不會有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沒有毛澤東的杰出思想，就不可能有新中國的誕生和社會主義中國的存在﹔沒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思想，就沒有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繁榮小康的今天。
思想比黃金更重要，歷史就是一面最好的鏡子。很多學者有一個共同的看法，那就是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三個思想活躍、思想家輩出的時代。一個是春秋戰國時代，一個是宋代，一個是民國的北洋時代。人們似乎不可理解，因為與這三個時代同步的社會並不穩定，經濟也不發達，並不是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時代。但不可忽視的事實是，正是因為這三個時代人們思想的解放，思想的活躍，帶來了民智的開發，科學的發展，開啟了后來秦漢、宋明和新中國的統一、繁榮和中興。無獨有偶，在西方也有三個被公認為思想活躍與興盛時期，即與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同時的古希臘時期、文藝復興時期和20世紀開始的民主自由大論戰。這三段時期同樣開啟了西方乃至整個世界和人類文明的復興和繁榮，古希臘羅馬文明成為西方文明的活水源頭，文藝復興帶來了工業革命，民主自由大論戰帶來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新技術革命、信息革命。
顯然，沒有思想上的解放和革命，就沒有民智的開啟和社會經濟的繁榮。西方文明的延續和發展得益於古希臘時期思想的百花齊放，中華文明的延續和發展得益於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今日中西文明從形式到內容乃至概念，無不是古希臘和春秋戰國時期思想的延續、延伸和發展。思想的力量是無窮的、巨大的，是物質、技術和精神的活水源頭，沒有新思想的形成，經濟的發展、新技術的創造是不可能的。
剛過世不久的著名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納德·科斯說過，中國過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績令人驚嘆不已，但是，如今的中國經濟面臨著一個嚴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場，這是中國經濟存在諸多弊端和險象叢生的根源。確實，在被譽為“世界工廠”的中國，“中國制造”風行世界，這種依靠大量資源投入和人口紅利的增長，確實給中國帶來了很多問題，這就是中國進入矛盾多發期、改革深水區攻堅期的根源所在，也是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因所在。正是基於這些憂患，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繼承鄧小平開啟的思想創新、思想解放遺產，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國夢”思想，提出了“改革是最大的紅利”思想。正是這些思想，引領著中國進行全面深化改革，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這個“中國夢”。可以說，中國正處於思想活躍、新思想輩出的第四個時期，或者說進入了思想創造時期。
中國從來就不缺偉大思想，也不乏偉大的思想家。但新思想的創造、偉大思想家的誕生，需要建設一個開放的、完善的思想市場。思想市場的形成遠比商品市場、貨幣市場、資本市場、人才市場更有價值，影響更深遠。那些有形的市場影響可能只是一時一地，GDP的增加隻能物質富裕一些居民，而無形的思想市場的形成將影響整個時代、整個人類，它作為一個國家的“軟實力”，比那些“中國制造”的故事更加豐富多彩，更能影響世界，感動世界。
開放的、完善的思想市場的形成，能夠與各種社會力量交相呼應，互為融合，共奏出和諧之韻。雖然開放、自由的思想市場不能防止錯誤思想或邪惡信念的產生，但歷史已經表明，一個運作良好的思想市場，培育寬容，這是一服有效的化解偏見和自負的解毒劑。在一個開放的社會，錯誤的思想很少能侵蝕社會的根基，威脅社會穩定。一個充滿活力的思想市場不僅是學術卓越的一個先決條件，也是開放社會和市場經濟不可缺少的道德和知識基礎，沒有這樣的思想市場，人才的多樣性必將枯竭。在過去幾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商品市場的引入不僅為中國帶來了經濟上的繁榮，也幸運地引導中國找回自己的文化根源。思想市場的發展將使中國經濟的發展以知識為動力，從而更具可持續性。而更重要的是，通過與多樣性的現代世界相互作用和融合，能使中國復興和改造其豐富的文化傳統。假以時日，中國將成為商品生產和思想創造的全球中心。中國思想創造市場的形成，不但惠及中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而且將在精神和物質上極大地惠及世界。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教授、博導）
思想小傳：
唐任伍，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現為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長。中國經濟思想史學會會長、中國企業管理研究會副理事長、北京市政治學與行政管理學會副會長、中國企業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全國公共管理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全國MPA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管理思想史首席專家。承擔過國家和省部級以上課題數十項，獲得北京市、國家教育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頒發的各類優秀成果獎十余項。
唐任伍教授的核心研究領域為全球化與行政效率、經濟思想史。近三年來，唐教授撰寫主編了《世界管理思想史》《2011中國民生發展報告——迎接“十二五”保障與改善民生挑戰》、《2011中國省級地方政府效率研究報告——新公共管理視野下中國省級地方政府的投入與產出》、《2012中國民生發展報告——跨越變革世界的“民生陷阱”》、《2012中國省級地方政府效率研究報告——消除社會鴻溝》等著作。
唐任伍教授指出，“提升省級地方政府效率是實現我國國家戰略的關鍵”，他認為“省級地方政府在我國行政管理體系鏈條中具有承上啟下、左聯右結的樞紐作用。省級地方政府的效率如何，直接關系到整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實力和在國際上的競爭力。高效廉潔的省級地方政府是建立市場經濟的關鍵，是創新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和諧的關鍵”。
唐任伍教授主張，中國應謹防陷入“民生陷阱”，中國要充分發揮政府、市場、私人、中介、家庭的作用和優勢，在搞好經濟建設的同時發展社會事業，使居民收入增長和GDP增長同步，克服民生改善遠遠落后於經濟發展的弊端，讓老百姓“國強民不富”的感覺變成“民富國強”，這樣才能避免重蹈“民生陷阱”的覆轍，始終保持中國的國際競爭力。
（人民論壇編輯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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