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偉大思想—中國夢的瓶頸與突破口
今日中國,正處於一個缺少且很難產生大思想與大思想家的時代,也處於呼喚且必須產生大思想與大思想家的時代。強調前者,是因為我們的觀念與社會環境尚不支持大思想家及其偉大思想的產生,很大一部分黨務和政務官員,對思想家及其思想存在嚴重的防范和恐懼心理。強調后者,是因為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夢,需要偉大思想和思想家的支持。歷史早已証明,思想走多遠,一個民族就能走多遠﹔思想家的思想高度有多高,一個民族就可以攀登多高。
中國呼喚大思想家及其大思想的根本原因
中華民族呼喚思想家及其偉大思想由來已久,屬於中國精神脈動的基本構成部分,同時存在於決策層的理念之中。在2013年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強調了兩句引人注目的話:“對各國出現的新思想新觀點新知識,我們要加強宣傳報道,以利於積極借鑒人類文明創造的有益成果。”“要精心做好對外宣傳工作,創新對外宣傳方式,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這看似工作要求,其實內含著思想的呼喚。
兩句話中各有三個“新”字,前三個“新”首倡“新思想”,后三個“新”突出的是“新創造”。怎樣才能保証獲得新創造?這需要思想突破,亦即以新思想引領新創造。這就涉及到思想家,需要思想家創造大思想。更進一步分析,黨和國家領導人正在思考大國崛起的規律,思考中國崛起的瓶頸與突破口在哪裡,諸如此類的重大命題。
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必須弄清大國崛起的路徑。假如說歷史上的大國崛起突出於物質力量,也就是遵循著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的邏輯:“當代的重大問題不是通過演說及其多數人的決議所能解決,而是不可避免地將通過一場嚴重的斗爭,一場隻有通過鐵與血才能解決的斗爭來達到目的。”人類文明發展至今,顯然不能也不允許重復鐵血道路。即使“世界警察”美國,在近幾場局部戰爭中也要最大限度地避免平民傷亡。“透明戰爭”與道義評價,已經改變了戰爭的規律和規則,比如,過去以摧毀為目的的戰爭,轉變為突出軟實力和道義的征服力。換言之,今日大國之崛起,雖然離不開物質力量,但有了一定的物質基礎后,最關鍵的則是創造更多的文明成果,保証立身於人類文明或道義的制高點,發揮引領作用。一句話,今日大國不是讓世界怕,而是讓世人敬。
怎樣才能具備這樣的能力,達成這樣的目標?很重要的反映在“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這是一項說起來易做起來難的事情。處在世界政治生態發生巨大變化的今天講中國故事,相比冷戰時期講蘇聯故事要難得多。冷戰時期講蘇聯故事,是在兩個價值系統、兩種評價標准、兩大話語體系中進行,你可以到別人的系統和體系中,用別人的語言講自己的故事,也可以用自己的話語系統表達自己想表達的東西。因為不管怎麼講,都能講出自己的道理,都能自圓其說,因而都可以贏得聽眾,就如同大陸與台灣的“一中各表”。今天講中國故事,不管我們願意與否,都不得不到別人的價值體系中,用別人熟悉的話語系統表達。這時說什麼和怎麼講就不僅決定於自己的主觀願望和喜好,更要關照別人的喜好和認知,難度之大可想而知。比如,中國夢是中國人之夢,也應當是世界之夢,因為我們一再強調讓世界共享中國的發展成果,然而總難以讓人接受。比如,有西方人這樣解讀:“中國夢是佔領亞洲,踐踏歐洲,拖垮美國。”
其實,挑戰並不僅限於講給別人聽,也包括講給自己人。處在全球化時代,我們的聽眾尤其青年聽眾,幾乎是在美國好萊塢大片陪伴下成長起來的,他們已經不僅價值觀受到深刻影響,思維方式也有所改變。試想,以別人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來評價有異於西方的“旗幟、道路、理論、制度”,如何能不發生沖撞?!這應當是當前意識形態斗爭壓力空前,甚至由優勢逆轉為劣勢的根本原因。如何才能扭轉劣勢?需要引領世界的大思想家及其思想。
為了更好地說明問題,這裡再以中國拆遷為例作闡發。一定意義上,“趕農民上樓”與當年英國的“圈地運動”在動因上有相似或相同之處,都是因工業革命而來,或工業革命推動的結果。然而,英國當時的社會矛盾與沖突似乎沒有我們這麼嚴重,尤其民眾與政府的矛盾遠沒有我們這麼大,原因何在?有制度成因。比如18、19世紀的圈地運動,實際上是經濟規律導致的,因為遵循亞當·斯密《國富論》的思想,由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來調節社會和經濟運行,政府只是守夜人、敲鐘人的角色,既然是“小政府大社會”,那麼政府就不需要承擔因此而來的壓力,老百姓的不滿也便沒有必要對著政府發。我們的制度特點是“集中力量辦大事”,政府幾乎管了所有的社會事務,也就是說“趕農民上樓”主要不是市場運行的結果,而是政府的主動作為,既然是政府行為,就必須承擔由此而來的壓力。
盡管如此,我們還要看到另外兩個重要原因,或者說兩個錯位:一個是,事件本身雖然相似或相同,但別人的行為與當時民眾的價值觀和評價標准基本吻合,而今我們做的是別人做過的事情,但民眾採用的卻是西方當代的價值觀和評價標准,其間是兩三百年的時間差。另一個是改革開放30多年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雖極大地激發了人民群眾的權利意識,但擔當精神尚未確立起來。兩個錯位導致了更多矛盾的產生,這就是目前政府做什麼和怎麼做都招致批評的重要原因。某種意義上這也是后發國家成長的煩惱。
怎樣才能消除煩惱,或者怎樣才能講好中國故事?需要思想和理論的支撐與突破。馬克思指出:“理論隻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隻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把握事物的根本。”實際上,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產生具有征服力的思想和理論具有絕對性。為什麼在科學已經能夠解釋生命起源的情況下,宗教仍然生生不息,甚至科學家都信仰宗教?不是源於宗教掌握真理,而在於宗教能夠滿足人的精神需要,尤其能夠自圓其說。所以,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不斷提升中國引領世界文明的能力,根本在於產生出一批思想家及其偉大思想,即獲得思想的征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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