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小文：在市場經濟中激活中華民族的精神基因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必須要邁出去。由此帶來社會生活一系列深刻變化，也必不可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呼喚市場倫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伴隨文化復興。
市場經濟自身存在道德悖論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必然強化主體利益意識、自主自立意識、競爭意識和開拓創新精神，促進人的個性、能力的自由和多方面的發展，生長與之相適應的道德，諸如尊重、誠信、守時、互利、效率等。這無疑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進步。但也需看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道德調節有明顯的局限性。市場經濟本身並不能分辨善惡，市場可以容納各種各樣對整個社會來說不道德的交易。市場經濟本身不存在產生利他佔主導地位的道德機制。等價交換和平等互利原則是在力量對比和利益爭奪的競爭中得到貫徹的。雖然市場機制和法制的完善能抑制過度的利己行為，但消除不了產生這種行為的可能性。主要靠驅動個體利益運行的市場經濟機制，不會自動產生為社會整體利益著想的道德意識。
市場經濟有兩個起點：每一個經濟的個體，都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資本的本質）﹔每一個真實的個人，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自私的本性），這是市場經濟的動力。正是這兩個最大化，進入市場經濟運作，演出了一部劇烈競爭、效率至上的交響曲，從整體上形成推動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的動力，形成了市場經濟優勝劣汰的秩序。但它又會成為市場經濟的阻力，這兩個最大化的無限度追求，必然導致互相欺詐、物欲橫流，市場經濟的秩序就無法維持下去。
市場經濟有兩個相反的方向：既排斥道德又需要道德。一方面，資本追逐利潤，個人追求物質利益，會導致拜金主義，排斥道德﹔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要求市場規則的遵守和道德的自律，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社會整體日益追求公平、正義，要求道德水平提高。
因此，市場經濟自身存在著一種深刻的道德悖論。我們在邁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一大步時，如何應對其帶來的困擾，抑制消極面，放大正能量？
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的思想文化領域也在發生深刻變化。人民群眾文化消費多層次、多方面、多樣化的特征更加明顯，求知、求樂、求美的願望更加強烈，公平意識、民主意識、權利意識、法治意識、監督意識不斷增強，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樣性、差異性明顯增強。但獨立性不是唯我獨尊，選擇性不是隨心所欲，多樣性還有道德底線，差異性總伴隨同一性。市場經濟中難免泥沙俱下。一些人理想信念喪失，一些腐朽落后思想文化沉渣泛起，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有所增長，部分社會成員思想道德失范，有些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發生扭曲。信仰的動搖是危險的動搖，信念的迷茫是最大的迷茫，理想的搖擺是根本的搖擺，思想的滑坡是致命的滑坡。在信仰的荒漠上，活不了無根的植物，立不起偉大的民族。
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時，執政黨在領導和調配全國資源中起什麼作用？不能不正視，腐敗之風已在嚴重侵蝕我們的黨政干部隊伍。2013年全國共查處各級黨政干部182038人。中央紀委監察部對涉嫌違紀違法的中管干部已結案處理和正在立案檢查31人。我們堅信，多數干部是好的，但這些數字畢竟夠大了。總不能“老虎遍地有，蒼蠅滿天飛”。在依法嚴厲懲治腐敗，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同時，如何才能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機制？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不是要使市場在社會生活中也起決定性作用。建設“市場經濟”，不是要搞“市場社會”！必須有效地解決市場經濟既排斥道德又要求道德的道德悖論。
解決市場經濟道德悖論的努力
18世紀的亞當·斯密一開始就關注這個問題。他1759年先發表《道德情操論》，1776年方發表《國富論》。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基於人性本善的假設，把源於人的同情的利他主義情操視為人類道德行為的普遍基礎和動機。在《國富論》中，又把人性本惡作為經濟學的前提假設，把個人利己主義的利益追求當作人類經濟行為的基本動機。於是，一種人性本善的道德利他主義社會的道義論，與一種人性本惡的經濟利己主義個人目的論，矛盾而奇妙地共生於“斯密理論”之中。他是以悖論解決悖論。他設想資本家的血管裡應該流淌著道德的血液，可資本帶到世間每個毛孔裡都滴著血！橫亙於斯密倫理學與政治經濟學之間這個看似無法共度的悖論，暗示著現代人類經濟生活與道德生活之間的內在緊張。
19世紀的韋伯也試圖努力解決這個問題。他1904年發表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指出加爾文教的倫理觀念從“天職觀”、“預定論”和“入世的禁欲主義”三個方面建立了作為“資本主義精神”的市場倫理。聖徒們為了証明自己獲得上帝的救贖，就要積極勤勞致富，承擔“誠實交易”、“遵守承諾”和“守時”等義務和責任，並且以刻苦、勤奮、忠誠等態度來對待各自的職業，以精確的理性計算，來使資本和勞動的組織合理化，小心而又有遠見地追求經濟成功。“一個人對天職負有責任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社會倫理中最具代表性的東西，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根本基礎。”“沒有企業家階層就沒有資本主義的發展，沒有道德憲章就沒有企業家階層，沒有宗教信念就沒有道德憲章。”韋伯的觀點一度深刻地影響了他那個時代的社會。但文藝復興運動與啟蒙運動開啟的是一個與韋伯所處時代斷裂的世俗化時代。在世俗化時代裡，作為價值理性的宗教信仰日趨式微，宗教觀由過去的社會信仰逐漸退至道德領域，宗教所守護的終極價值開始由“神”轉變為“人”，工具理性代替了價值理性，新教倫理在市場經濟中的道德調節作用難免隨之式微。震撼世界的金融危機，正是肇始於多年推行“新教倫理”的美國。美國人可著勁超前消費、負債消費、寅吃卯糧，政府也大搞赤字財政，整個社會似乎都在借錢度日，比著誰“借”出水平，“借”出花樣。金融創新種類繁多，信貸衍生品花樣百出，你借給我，我包裝了再借給你，撈一把是一把，騙一回是一回。這樣一環扣一環，泡沫越吹越大，錢也越借越多。錢借來借去總有一天要還的，一旦經濟泡沫破裂，金融鏈條斷裂，就像多米諾骨牌一片片倒下去。金融危機是美國市場經濟信任危機、倫理危機的必然反映。“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仍然解決不了市場經濟的道德悖論。
上述努力雖然無法解決市場經濟的道德悖論，但也給我們留下了兩點深刻的印象：
一，斯密強調“人的本性”。“人總是以利己為出發點，但是，如果每個人都毫無節制地發揮自己利己心的話，社會必將混亂，最終導致毀滅。所幸的是，人的感情是多樣的，利他心、慈善心、愛心……它確立了法與統治的一般原理的基礎——正義。”斯密的貢獻，其實在於確立了另一個重要的“一般原理”——市場經濟需要的道德，隻能從“人”的自身去發掘和建立。“人性”是抽象的，“人”卻是具體的，我們應該著眼於“人”。
二，韋伯希望靠“神的權威”。他把市場經濟需要的道德，通過對“神”的敬畏這個環節，在一定程度上從“他律”內化為“自律”。我們可以不信神，但應該注意，社會不能沒有“敬畏”。缺乏敬畏之心的市場經濟，必然缺乏誠信、排斥道德。
激活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精神基因
邁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關鍵一步，中華民族正在大規模地建設和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如何解決市場經濟的道德悖論？
斯密強調靠“人的本性”啟發我們，蘊含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中華民族的“民族本性”，有巨大的能量。既然韋伯能傾其一生，致力於從比較的高度去探討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氣質與該民族的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關系，我們為什麼不去認真探討中華民族的精神文化氣質與我們的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關系？
韋伯希望靠“神的權威”啟發我們，“敬畏”總是需要的。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並不缺乏把道德的“他律”內化為“自律”所必須的“敬畏”之心。中國人對萬物和人生本源的基本看法是“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基本信念是“敬天法祖”，報本答願的方式是“祭天祭祖”，由此演化出一套倫理秩序和文化傳統。費正清認為這種“制度和文化的持續性，曾經產生了體現為氣勢澎湃和堅守既定方針的慣性”。韋伯把中國形容為“家族結構式的國家”，把儒學列為“清醒的宗教”，把中華民族稱為“未醉的民族”，認為中國宗教“就其意義而言是面向今世的”。梁漱溟則認為中國“以宗法組織社會，以倫理代替宗教”。在這種強大的慣性中，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學為支柱，中國宗教“儒釋道”相浸染，都打上了“敬天法祖重社稷”的烙印，強調維系現存世界，並理性地適應現存世界。
一個有著深厚文化傳統的偉大民族，在走向現代化、建設現代市場經濟中，其解決道德悖論的一個重要資源和優勢，就在於其文化傳統。習總書記指出：“中華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著中華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精神滋養。”這段深刻的闡述，使我們眼睛一亮，應該在市場經濟發展中激活中華民族的精神基因。
基因，是內在成因，是根脈，是抗體。正如人長得像自己的父母是有遺傳基因，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也有自己獨特的精神基因，從而形成不同於他國、他民族的人文性格和文化習慣。中華民族的精神基因，文化根脈在哪裡？在傳統文化裡。千百年來，中華文化中凝聚、積澱、總結了許多優秀、精辟、獨特的思想精華，已經融入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之中，為一代代中華兒女所敬仰、認知、學習、傳承。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富滋養。文化是民族的根。一個民族的崛起或復興，常常以民族文化的復興和民族精神的崛起為先導。一個民族的衰落或覆滅，則往往以民族文化的頹廢和民族精神的萎靡為先兆。精神是民族的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要在現代化的艱難進程中實現，現代化則要靠民族精神的堅實支撐和強力推動。傳統是民族的本。時代精神強調時代的理性認同，而民族精神卻立足於民族的情感認同。民族認同不是邏輯推理或理性構造的結果，而是民族傳統中長期的歷史和文化積澱的產物。但畢竟，傳統文化、傳統道德過去沒有、現在也不能把我們帶進現代化。現代化呼喚時代精神，民族復興呼喚民族精神。時代精神要在全民族中張揚，民族精神就要從傳統文化的深厚積澱中重鑄。
“文化傳統”能傳下來，就因為活在我們的基因裡，流淌在我們的血脈中。重視安身立命，就是我們一個重要的文化基因。從這個基因發展出三條定律：一是熱愛生命，追求幸福﹔二是尊重生命，道德約束﹔三是敬畏生命，終極關切。現代化和市場經濟不斷放大、滿足安身立命的第一條定律，不斷洗刷甚至消解第二、三條定律。於是，近利遠親、見利忘義、唯利是圖、損人利己的道德失范現象，反而在促進生活提高、人類進步的現代化浪潮中沉渣泛起。我們要從民族優秀的文化基因中，去找回和強化道德約束和慎終追遠的定力，去增強我們民族在現代化浪潮中強身壯體的抗體，特別是增強在各種物質誘惑中的免疫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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