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原因制約著中國的思想家及其大思想產生
對於我們來講，亟需大思想家及其思想的產生，但要達成目的，滿足需要，決非易事，因為思想家的產生遠比GDP的增長難得多。大思想家及其大思想的產生無論如何都做不到立杆見影，尤其是對於我們這樣一個制約和障礙更多的國家和民族來講，難度更大。
一是思想領域的處女地不似從前那麼豐富，我們很難找到具有引領人類文明的思想空間，更難產生大思想成果。德國哲學家雅思貝爾斯認為，公元前8世紀到2世紀，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期，那個時期產生了中國的老子、孔子，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裡士多德，印度的釋迦牟尼。他們分別研究了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神的關系。恩格斯評價認為，這些思想巨匠幾乎觸及人類所有的根本問題，並且有了雛形。后來經過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再加上發端於西方的三次工業革命，一批批思想家產生出來，他們對決定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問題，都作了廣泛而又深刻地挖掘和細化、深化。甚至可以說，基本上把人類的思想空間耕耘了幾遍，這種情況下創造新思想，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二是中國長期被排除在世界思想創造的主流之外，已經產生嚴重的陌生感，再匯入其中，面前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鴻溝。人類思想的活躍期和思想家大量涌現期，主要集中在三個階段或三個時期：“人類軸心期”，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時期，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中國參與了第一個思想活躍期，之后便被排除或自我排除於主流之外。換句話說，我們出現過春秋時期的思想輝煌，但由於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及長達兩千年的封建統治，特別是明清時期的“文字獄”、八股文，一次次更加嚴厲的思想控制，終於使中國人消失於世界思想舞台，再難覓見蹤影。盡管期間出現過各種“盛世”，因為缺少大思想家及其思想的突破和支撐，終於成為過眼煙雲。這是我們的歷史和文化，繞不過，跳不出。
進入當代，思想的曙光初顯，因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獲得成功，理論上講中國進入產生大思想家和大思想的時期，人們也確實充滿著希望，以至於胡風興奮異常，高喊“時間開始了！”然而，因為領導人錯誤判斷，甚至是認識誤區，導致文化大革命發生，這是一次文化大摧毀、思想大禁錮運動，“一個腦袋思維，一個聲音說話”把中國文人的思想創造力壓低到無以復加的程度。雖然有了改革開放，中國復入正軌，然而壓制思想的慣性或余毒至今揮之不去，我們還有很大一批領導官員排斥思想創造，把新思想看作洪水猛獸，極力排斥和壓制，我們的民眾也尚未達到理解思想、崇尚思想的程度。所有這些都意味著我們尚不具有匯入世界思想創造主流的條件。
三是僅僅把沉浸於浮躁和功利主義泥潭的知識分子拉出來已屬不易，再進行人文情懷與擔當精神的武裝，更需長期努力而未必見效。應當承認，改革開放吹響了思想解放的號角，十八屆三中全會又開啟新一輪思想解放運動，這是決定中國走向思想活躍的政治基礎。與此同時，以習近平為代表的高層領導的開明形象，更寬闊的胸懷和包容，注定能夠為思想創造提供必要的環境條件。另外，存在於思想理論界的制約思想產生的問題也比較嚴重，主要是功利主義和短期行為，導致缺乏創造思想必須的擔當與自我犧牲精神。這有社會成因，也有歷史淵源，更有當下階段性矛盾。種種原因導致知識分子沉溺已久，要跳出來並非易事。可以想見，讓缺少人文情懷者創造人文成果，尤其創造引領人類文明前進方向的大思想成果，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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