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法治思想助推中國變革
中國法治建設的四條主線
要對改革開放后三十多年的法治進程做一個總結的話，我把它歸納為四個軌跡。
第一個軌跡是循著人治和法治進行的。改革開放一開始必須要解決法治還是人治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法律建設一切都不能談起。從這個角度來說，鄧小平同志的思想就是想謀求一個長治久安的決策。一個國家怎麼能夠做到相對長治久安呢？從全世界的角度來看，尋求長治久安之策就在於制度的完善，或者是解決制度和人之間的關系，不是人凌駕在制度之上，而是所有人都在制度之下。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就是從建立制度開始的，就是從限制和解決個人過分龐大的權力開始的。
第二個軌跡是集權和自治的關系，集權是國家集權，自治是社會自治。計劃經濟時代國家干預過多，經濟完全國家計劃，甚至老百姓的生活、教育、婚姻、生育等任何一切都是國家干預。改革開放一個很大的變化是給社會以更多自治的地位。我們看到，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方面一個非常重要的做法就是給企業鬆綁，給企業讓權放利，給企業更多的自主權。國家和社會是改革開放非常重要的基礎，強調國家就是強調專政的力量，國家靠強制力﹔強調社會就是更多強調社會公平。某種意義上說，到底是強調國家強制還是強調社會公平，這是法律一個理念上的巨大轉變。
第三個軌跡是私權和公權的相互關系。改革開放就是從擴大私權開始，從增強公民的私權意識、權利意識開始，從加強對於私權的保護入手。這一條軌跡具體說來，是從私營企業到私人財產到私人權利。長期以來，我們認為公和私的關系裡面，公是一切，但一個國家若沒有私的權利保障也許不能實現真正的富裕強大。改革開放懂得了這個道理，要想國家強大必須私人財產要豐富、私人利益要保障。認識到私權的重要性，就涉及到對公權的限制。
第四條軌跡是法制和法治的關系。從“制”到“治”，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法治的一個重要飛躍。西方國家有善法和惡法之稱。針對法律深層次研究，你會發現制度在變化，也許有的制度侵犯老百姓合法權益，你可以說它是惡法，有些制度阻礙經濟的發展也可以說是惡法。所以我們看到法律一不是萬能的，二也不是所有法律都是好的，法律也是有價值觀的。這就是我們常說的，有法律不等於有法治。
見証並參與了新中國六十多年來的法治歷程
從民法典起草到《物權法》出台：構建符合中國國情的民法體系
新中國成立后，在先后經歷三次民法典制定的夭折之后，198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持起草《民法通則》。當時，聘請了佟柔、王家福、魏振瀛和我作為顧問，后來被人們稱為《民法通則》起草的“四大名旦”。從1984年《民法通則》開始起草到1986年4月《民法通則》在全國人大會議上通過為止，我都直接參與了這項工作，這是我第一次以專家的身份參與立法過程。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民法通則》正確地確立了我國民法調整的對象，確立了現代民法的四個核心原則。僅就此而言，《民法通則》在我國民事立法史上，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中國的民法第一次恢復了它的“私法”性質。
1998年，我和其他幾位專家開始著手起草第四次民法典的工作。經過專家們討論一致認為此次民法典的起草應該採取分步單行立法，然后匯總為法典的做法。考慮現實生活中的需要非常迫切，《合同法》排在第一個，並於1999年3月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投票表決順利通過。是年10月，我們著手起草《物權法》，但《物權法》的制定過程風波不斷，起草進程遠沒有預想的樂觀。經過人大常委會7次審議，在中央領導高調支持改革，強調“改革方向決不動搖”的背景下，2007年3月，經歷九死一生的《物權法》終於通過。
新中國至今，我們仍未誕生一部民法典，作為長期從事民法研究和教學的學者，我不得不說感到遺憾和痛心。但從《民法通則》到各個單行法的出台，這樣的立法順序是符合中國國情的，這為民法典的制定奠定了基礎，也創造了條件。我堅信，在不遠的將來，我們一定會有自己的民法典。
《行政訴訟法》：民可告官，一部法律開創改革道路
在原民法典起草人陶希晉的建議下，由我擔任行政法研究小組組長。在我提出“先程序，后實體”的想法得到大家贊同后，我主持起草了《行政訴訟法（草案）》並於1989年通過。我認為，《行政訴訟法》在中國立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一部法律創設一個嶄新的制度，一個嶄新的制度啟動了嶄新的實踐。中國幾千年歷史隻有“官治民”，沒有“民告官”的現象結束了。中國民主政治畫上了濃濃的一筆。
國企改制與《公司法》：奠定中國市場經濟的法律基石
從法律角度看，國企改革所面臨的問題，實際上解決國家與企業、經濟管理部門與企業以及企業相互之間的財產權利關系問題。這些關系當中，國家與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關系又是制約其他關系的關鍵。我和同事聯合撰寫了“國家與國有企業之間的財產關系應是所有者和佔有者的關系”，發表在1984年第4期的《法學研究》上。在肯定國家所有權的前提下，探討國家和企業之間的關系。《公司法》在經過3個階段的立法實踐后，於1993年通過並在12年之后進行了修改。
我認為，《公司法》為中國市場經濟法制的完善，作出了重要貢獻。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30年間，中國大陸地區一直沒有真正的現代公司出現過。改革開放后，公司開始出現，但它也不是立即出現的，隻有當經濟土壤出現一定的溫度和濕度，它才會生根發芽，這就是私有制和市場經濟。這種土壤在中國初步具備后，不到五年時間，就產生了第一部《公司法》，這是很快的，我們在它上面砌過磚、添過瓦，我們感到很安慰。
1956年從教以來，我的學生中已經退休的難以計算﹔從1979年復校以來，我的學生中在政法崗位上的數以千計﹔從1991年我開始招博士生以來，將近20屆的博士生也有近百名。我希望能夠給法學界的后輩們有所啟迪，那就不負初衷了。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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