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海良：新型智庫建設與思想力量彰顯
“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是《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新思想和新內容，也是黨中央在重大的改革決策中第一次對智庫建設作出決定和提出要求。“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是凝聚民智民力、彰顯思想力量，全面深化改革、共圖發展大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舉措。
美國智庫引人注意的“關注”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於去年11月9日到12日召開，全會的主要內容在12日晚間才以“公報”的方式正式公布，但第二天，在美國的媒體上就已經可以看到它們一些著名智庫的評論：美國企業研究所發表“中國提出‘市場決定性作用’可能不管用”，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發表“中國新‘國家安全委員會’：眼前的問題”，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發表“三中全會與國有企業：向前一步還是退后一步”。緊接著，11月14日，美國外交學會發表了“北京的視角”的評論，美國全國亞洲研究所發表了“中國損害性社會實驗：獨生子女政策”，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則發表了“中國在三中全會公布廣泛改革議程”的評論，如此等等。
縱觀這些報告和評論，有三個顯著的特點。一是反應迅捷，大有搶佔先機之勢。這與這些智庫長期從事專題和跟蹤研究分不開。並且智庫的見識大多具有較強的專業性，多是有備而發。二是問題集中，觀點鮮明，基本上是從美國的國家戰略發展和政策制定需要來思考和研究問題。關於中國國有企業改革、關於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等，無不以美國國家利益和核心價值觀為根本。三是價值導向清晰，多為政府和主流社會輿論需要服務，對大眾起到引導作用。例如對中國獨生子女政策問題的解讀，盡管多有片面、失真，但有些智庫還是樂此不疲，以此贏得聲譽。不難看出，智庫的言論頗接美國社會之“地氣”。
智庫：“我們的武器”
在西方國家，特別是在美國，智庫的這類作用和表現延續已久，自上個世紀60年代初肯尼迪政府以來更加凸顯。上個世紀50年代末，美國就對社會科學如何有助於“國家建設”作過深刻的反思，並認為美國在確立“全球主義”對外政策體系和全面動員的“國家安全體制”后，在現代科層制和國家政治“技術治理”的發展過程中，政府和社會科學界的交往應該不斷加強，社會科學家要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參與美國的對外政策制定，政府的決策體系也需要得到社會科學界的智力支持。社會科學參與國家政策的制定成為美國全球化的需要，也成為美國“安全體制”建設的需要。1958年美國發布的國防教育法，就是要讓美國的教育為其國防實力提升和國家安全服務的。這以后，特別是在美國的一些著名高校，“統御”社會科學研究的主流意識就是為政府服務、為國家發展需要服務，盡“國家建設”之責任。
上個世紀60年代初，在美國政府的極力推進下，就職於諸多學術中心、從事各類科學研究的大批學者開始將他們的思想轉化為政府的政策建議，於是各類智庫紛紛成立。遍布美國高校及社會各方的智庫，儼然成為美國半個多世紀以來社會科學發展的重要特征，成為美國社會科學彰顯思想力量、提升國家“軟實力”的重要體現。美國政府也加大了對適合政府需要的研究機構的資助力度，越來越擅於利用智庫的作用。許多學者也把自己在各類智庫的研究成果，看作是為“國家服務”、利於“國家建設”的一種努力。對此有的美國學者坦陳，在“冷戰”背景下，社會科學的“真理”遠不僅僅是一種大家所共同尋求的知識產品，它也被看作是“我們的武器”。曾任哈佛大學文理學院院長的邦迪也曾直言，美國社會科學學術界應該做更多的事，不僅僅是生產供同行們參考和評價的新學術著作，還“要與那些在政府裡積極有為……擁有和使用權力的人從同樣的立場出發”去工作，如此學術界和整個國家都會受益。
近年來，中國經濟“硬實力”引起了世界各國的廣泛關注，但在總體態勢上，“西強我弱”的格局並沒有根本性的改變。不斷提升我國的“軟實力”是從根本上改變“西強我弱”態勢的重要方面。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就是提升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支撐。
 |  |
| 相關專題 |
| · 《人民論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