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目標已經實現,但還存在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所佔比重偏低、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過大、一些低收入家庭生活困難,非戶籍居民不能均等享受公共服務等問題。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體現,是推動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因此,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優化收入分配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深圳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任務。

百年復興:關於中國共產黨的“天命”的對話
  中國共產黨建立時歷史使命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這個歷史觀的完成,毛澤東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是一個重要標志。它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中國從何處來,現處何地,將欲何往。
  這樣一個回答就給我們民族的歷史境遇重新定位,一個完整的歷史觀就建立起來了。中國共產黨成功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就是重新建立了歷史觀,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注入了中國這個龍身。它滿足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需求,就把那麼多苦悶、彷徨無告的知識分子都吸引到延安去,黃河之濱就集合起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國共兩黨之爭成敗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共產黨建立了意識形態的制高點。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制高點,它是一個新的歷史觀。因為有這個歷史觀,毛澤東就引領這個民族一步一步往社會主義的方向走,他執政就非常有自信,因為真理在自己手裡。
  中國是一個歷史感很強的民族。中國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宗教,也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哲學,中國的史學承載著西方史學、哲學和宗教三重責任,維系著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章學誠講“六經皆史”,我覺得非常深刻。

王厚明:緣何“聯系干部”甚於“聯系群眾”
充分認識黨內法規制定規范化的意義
辛鳴:黨和政府要為基層干部正名立位
許耀桐:群眾路線是如何萌發、提出和確立的
專家:中國戶籍改革的突破口在哪兒?
  6月26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徐紹史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了國務院關於城鎮化建設工作情況的報告。
  在這次報告中,徐紹史提及城鎮化對於中國的重要意義。“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擴大國內需求的戰略重點,是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徑。”徐紹史說。
  在近幾年城鎮化工作所取得的成績上,報告指出,2010至2012年,全國農業人口落戶城鎮的數量為2505萬人,平均每年達835萬人﹔2012年,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常住人口覆蓋率分別達到63.9%和75.5%﹔2000年以來,我國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36個百分點,2012年城鎮化率達到52.57%,與世界平均水平大體相當……
  然而,所取成績數字的背后,則是城鎮化行程中出現的問題。
  徐紹史坦言,在肯定成績的同時也必須看到,我國城鎮化質量不高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大量農業轉移人口難以融入城市社會,市民化進程滯后,是我國城鎮化過程中遇到的最大難題。被納入城鎮人口統計的2億多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未能在教育、就業、醫療、養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平等享受城鎮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城鎮內部出現新的二元結構矛盾,制約了城鎮化對擴大內需和結構升級的推動作用,也存在著社會風險隱患。”徐紹史說。

黨報追問躲在“臨時工”背后的人
專家:收入分配改革刻不容緩
鄭秉文:養老保險22年統籌層次未有實質性進步
分配改革不可忽視 “財富再分配”
國務院“領導小組”由哪些人構成 如何運行?
  進入7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新增了3個頭銜:國務院西部地區開發領導小組組長、國務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領導小組組長和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及節能減排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此前,他曾以副總理的身份擔任過多個領導小組的組長和副組長職務。據中國政府網公開的國務院文件顯示,國務院近日密集調整多個國字頭領導小組的組成人員,並新成立了3個領導小組。這些領導小組的組長均由國務院總理或副總理擔任。
  “領導小組”是一種頗具中國特色的議事協調機構。到底有多少“領導小組”?由哪些人構成?他們是如何運行的?以“國家”或“國務院”打頭的領導小組,大多屬於國務院議事協調機構,承擔跨部門重要業務工作的組織協調任務。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分別在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和2013年進行了7次規模較大的政府機構改革。每次改革,國務院都會對“領導小組”的規模和設置進行調整。
  領導小組往往承擔著專門的任務。今年6月,國務院決定成立國務院農民工工作領導小組,副總理馬凱任組長。在城鎮化的背景下,這一領導小組的成立,被理解為國家進一步重視解決農民工問題。

周文彰:形式主義誤事傷民
沈小平:官僚主義脫離群眾
葉小文:享樂主義玩物喪志
陳廣照:奢靡之風亡黨誤國
奢侈的畢業季 大學生人情成本激增隱憂
  (一)率先倡導,初步奠基。20世紀30年代初,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在黨內佔了統治地位,並且採取命令主義的領導方法強行貫徹,引起了廣大群眾強烈不滿。這時,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的張聞天,在實際工作中逐漸覺察到這種錯誤的危害,明確主張轉變領導方式。他在1932年11月18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報《斗爭》周刊上發表文章,尖銳批評宣傳工作中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種種表現,把它斥之為“黨八股”,是“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
  (二)帶頭貫徹,大力宣傳。1935年1月中央召開遵義會議后,張聞天在領導工作中更加自覺地貫徹群眾路線,反復強調“群眾是革命力量的取之不竭的源泉”,“群眾的力量是我黨的最后依靠”。1939年11月,張聞天專門撰寫文章,把“黨與非黨員群眾的關系”作為“馬列主義論黨的學說的基本問題”來對待,全面論述了正確處理黨群關系的“幾個原則”。
  (三)敲響警鐘,謹防蛻變。1949年民主革命取得決定性勝利,中國共產黨成為全國執政黨。隨著地位的根本變化,張聞天敏銳覺察到脫離群眾的危險不是比過去減少而是增加了。針對這種情況,他在一次報告會上專門就革命勝利后的黨群關系、干群關系問題敲起了警鐘,尖銳批評上述不良表現“是舊社會裡軍閥官僚的舊思想,是剝削者和壓迫者的思想”,明確指出干部應該“老老實實、恭恭敬敬地給人民辦事情,而不是企圖騎在人民脖子上,稱王稱霸。”
  
毛澤東如何“結合實際條件讀經典”
李橋銘:蘇聯軍隊“非黨化”的歷史悲劇
蘇秦間諜案啟示錄:一次失敗的大國崛起
揭秘:“名校”中的“名師”是如何“煉成的”






我要發表留言(現有留言: 條)
  • 匿名發表  署名:
  • 驗証碼:

  •    
  • 留言須知
  • 編輯:朱書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