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部署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时指出,有的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一些领导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突出,奢靡之风严重。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祝灵君说,过去谈到干群关系,常常用“鱼水关系”来形容,而如今大家有时用“蛙水关系”来描述,甚至用“水煮鱼”来比喻,这说明我们在走群众路线时仍然存在不符合为民务实清廉要求的现象。[详细]

专家解读:中国共产党为何强调“自我”
  在近日召开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实践活动要着眼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并且十八大报告提出,全党要“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这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战略部署,对于中国共产党应对“四大考验”亦即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克服“四大危险”亦即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和消极腐败危险,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从政党自主性与政党适应性的理论视域来考察,“四个自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基于自主性的适应性”意识,这种“基于自主性的适应性”从深层的理论维度构筑了“四个自我”的重要价值。
  “四个自我”可以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一是“自我”;二是“净化、完善、革新、提高”。“自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政党自主性的追求,强调的是自身的价值理念和相对的独立性质。“净化、完善、革新、提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政党适应性的倡导,强调的是因应环境的变化而与时俱进的灵活调适性。“净化”、“完善”、“革新”和“提高”四者的具体内涵又是存在分别的:“净化”着重强调的是党的形象的塑造,这种形象的塑造并非简单地回归革命党的传统形象,而是要基于环境的变化不断塑造具有广泛认同性的作为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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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北京户籍人口住房超过一户一套
  北京本地城镇户籍居民的住房数量已超过一户一套,达到一人一间水平。但由于租金连年上涨,外来常住人口住房压力越来越大,住房状况甚至恶化。
  北京工业大学、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北京市社会建设办公室)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社会建设蓝皮书(2013)》。报告称,8成以上北京户籍城镇居民家庭居住条件在二居室以上;而绝大多数外来常住人口没有能力在京购房,只能选择租房居住。
  报告援引北京市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称:当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29.26平方米。总体来看,绝大多数北京户籍城镇居民家庭住房质量较高,空间可以满足基本需求,部分家庭居室宽敞。这份报告认为,除了部分无房户,北京城镇居民住房问题的基本需求大体得到满足,大多数城镇居民正处于追求住房质量的阶段。
  与此同时,外来人口中的私营企业负责人和部分专业技术人员在北京购买了商品房,其中有很多老板购买了多套住房。
  但“限购令”让外省市人口在京购房人数减少了2成以上。报告称,北京对外来人口限购住房以前,商品房的1/3被外来人口购买。限购令施行以后,外来人口买房比例大大下降——2011年,外省市个人占期房购买者的比例只有10.1%,当年外省市个人在北京购房仅有21948套。
  不过绝大多数外来常住人口没有能力在京购房,只能选择租房居住。蓝皮书强调,由于北京住房租金逐年上涨,外来常住人口住房压力也越来越大,住房状况甚至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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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任公务员悄悄试水 专家称考核走形式
  6月24日,北京首批聘任制公务员报名时间截止。这场始于6月4日的招聘,再次将人们的视线转向公务员聘任制。
  不同于“端铁饭碗”的委任制公务员,聘任制公务员只在合同期内享受公务员编制和相关福利。
  1993年施行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部分岗位实行聘任制,但一直没有推行。2005年4月,《公务员法》出台。2007年起,深圳开始试水公务员聘任制。这几年多省份逐步涉足。
  目前来看,聘任制公务员考核机制尚不完善,未带来期待中的“鲇鱼效应”。但深圳在分类管理上的改革、养老金并轨上的努力,对整个公务员制度的改革,起到了示范作用。
  也有专家提出,当委任制公务员“可进可出”时,“公务员制度才能变成一盘活棋”。
  不同于以往的公务员考试和公选,北京首次“海招”聘任制公务员略显安静。6月24日,截止报名前一刻,在北京一高校工作的赵文京还曾反复阅读“2013年北京市聘任制公务员职位表”,犹豫是否报名。
  相比普通公务员,聘任制公务员更侧重高级技术人才的引进。
  北京首招聘任制公务员的消息吸引了他。6职位,三个限博士,三个要求硕士学历,有的还提出“10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等“附加条件”。赵文京符合其中一个职位入围标准。但他忧虑:与委任制公务员相比,聘任制会不会“钱少门槛高”,成“二等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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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谈违背群众路线的两种错误倾向
  (一)率先倡导,初步奠基。20世纪30年代初,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并且采取命令主义的领导方法强行贯彻,引起了广大群众强烈不满。这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张闻天,在实际工作中逐渐觉察到这种错误的危害,明确主张转变领导方式。他在1932年11月18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周刊上发表文章,尖锐批评宣传工作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种种表现,把它斥之为“党八股”,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接着从1933年2月至9月在《斗争》周刊上连续发表4篇论文,特别是其中一篇以《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为题,对党群关系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
  (二)带头贯彻,大力宣传。1935年1月中央召开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在领导工作中更加自觉地贯彻群众路线,反复强调“群众是革命力量的取之不竭的源泉”,“群众的力量是我党的最后依靠”。1939年11月,张闻天专门撰写文章,把“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作为“马列主义论党的学说的基本问题”来对待,全面论述了正确处理党群关系的“几个原则”。
  (三)敲响警钟,谨防蜕变。1949年民主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随着地位的根本变化,张闻天敏锐地觉察到脱离群众的危险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增加了。针对这种情况,他在一次报告会上专门就革命胜利后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问题敲起了警钟,尖锐批评上述不良表现“是旧社会里军阀官僚的旧思想,是剥削者和压迫者的思想”,明确指出干部应该“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给人民办事情,而不是企图骑在人民脖子上,称王称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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