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八大以來出台的“八項規定”等制度,當前正在推進的以整治“四風”為重點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等,“可以預見,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議題,將涉及三個方面:如何轉作風、建設‘三清政府’,重建黨和群眾的魚水關系﹔加強反腐力度,出台制度性反腐政策﹔從資源型向環保型、服務型轉變的經濟轉型、經濟體制改革方案”。

謝春濤:習近平意識形態講話針對兩種思潮
  中央高層再談意識形態工作,值得高度重視。意識形態的核心,是信仰、是信念,信仰是思想的強大支柱,信念是力量的根基源泉。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8月19日至20日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會上強調,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
  “意識形態的極端重要性,在過去、現在,都沒有改變。”中央黨校教授、黨史專家謝春濤分析說,首先,意識形態對黨內而言極端重要,黨內有個統一思想的問題,隻有思想統一才可能有行動上的一致;其次,意識形態對全社會來講極端重要。隻有廣大人民群眾認同中國共產黨的主張,黨才能把廣大人民群眾凝聚起來;甚至從國際范圍來看,意識形態也是極端重要的。西方國家用它們的意識形態來西化中國,在這之前,它們在某些國家已經達到目的,在中國也有不可低估的影響力。那麼,在邁向兩個“百年”目標的關鍵時期,用馬克思主義、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全黨全國人民高度凝聚起來,極為迫切和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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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論壇:怎樣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所謂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是指在一個相對確定的較短時期內,通過提高國民經濟各部門生產效率和效益、顯著提高居民實際收入水平、建立健全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等方式,實現居民收入翻番目標的一種經濟社會發展方案。這裡的國民收入,並非統計學意義上的GDP或GNP,而是指居民收入。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其時間向度上的涵義是,注重居民收入增長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其最終追求是居民福祉的增加和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收入倍增”並非要求居民收入的強制增長。從更廣的視角看,“收入倍增”的最大意義或許並不在居民收入增長一倍,其題中應有之義應包括:建立健康可持續的產業結構,增強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促進產業技術創新,建立健全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健全居民收入正常增長機制等。
  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可行路徑是:首先,制定“倍增”的總體目標、階段性目標以及路線圖﹔其次,通過完善市場機制、產業政策和科技政策等,提高國民經濟各部門生產力和經濟效益,有效增加居民的工資性、經營性、財產性收入﹔第三,調整和完善收入分配機制,顯著而普遍地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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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觀點:當干部不能隻會抓經濟
  看一個領導干部是否成熟、能否擔當重任,一個重要方面就看他重不重視、善不善於抓宣傳思想工作一位外交官曾經這麼說過,新中國頭30年是解決“挨打”問題,第二個30年是解決“挨餓”問題,今后30年要解決“挨罵”問題。雖是一種比喻,卻耐人尋味。且不說,作為一個新興大國,中國在國際上遭受著更加嚴苛的審視,也面臨著不同意識形態的齟齬較量,使“挨罵”在所難免﹔單從國內來說,許多干部可能都有類似感慨:經濟發展了,批評聲卻比以前更多了﹔埋頭苦干著,有時卻得不到理解認同,一些群眾甚至“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
  出現這種情況,有社會轉型期矛盾增多的因素,有干部工作不到位的原因,也有群眾水漲船高的期待。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經常被忽略,那就是一些干部隻重視搞經濟建設,對意識形態工作卻不想做、不願做、不會做。有的片面理解“行勝於言”,將宣傳思想工作視為可有可無的點綴,新聞發言人成了“不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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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是怎樣讀二十四史的
  關於毛澤東“古為今用”的讀書方法,陶魯笳曾寫過這樣一段回憶:“毛主席研究歷史,是批判地繼承和發展歷史的優秀遺產,為現實的革命斗爭服務,而不是信而好古,迷信過去。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在的活人,古為今用。從第一次鄭州會議到上海會議,據我了解毛主席一直在精讀陳壽的《三國志》,並針對當時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問題,講了《三國志》中的許多人物,講的最多的是曹操和郭嘉。
  說到《三國志》中曹操多謀善斷、郭嘉足智多謀的這段故事,《毛澤東傳(1949—1976)》也有一段記述。1959年3月2日晚,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了一個工作方法問題,是從一個三國故事講起的:郭嘉是曹操的一名謀士。他給曹操出了一個計策:先打呂布,后打袁紹。他說,袁紹這個人多端寡要,多謀寡斷,見事遲,得計遲。
  毛澤東是中國最精通唯物辯証法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和理論家。他的思想和理論貢獻,他的唯物主義觀點和辯証分析方法,深刻地貫穿、融化在他讀二十四史的過程中。無論是批注圈劃,無論是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評論、評價,都體現出了他的思想觀點和他靈活運用的辯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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