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祚回答Marc Abramson(馬克·阿博拉姆蘇)博士提問

按語：2013年6月19日下午，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中心主任張國祚教授在京接待了美國國務院中國問題專家、美國駐日本使館一等書記官、漢學家Marc Abramson(馬克·阿博拉姆蘇)博士和美國駐華使館政治領事Luke Tullberg(涂如愷)，並圍繞軟實力、普世價值、諾貝爾獎、美國之音、朝鮮半島問題、釣魚島問題、南海問題、話語權、中美關系、中日關系等問題進行了坦誠的交流，回答了Marc Abramson(馬克·阿博拉姆蘇)提出的一系列問題。（以下是錄音整理稿）

Marc：張主任，非常高興，在您百忙之中，有這個機會跟您會面。

張國祚：歡迎你們二位到來，我也願意同你們交流。

中國是在寬泛的意義上理解和使用“軟實力”，

並非像西方僅僅把軟實力作為國際博弈的權謀

Marc：剛才介紹了，我現在在美國駐東京大使館工作，我的這位同事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工作。我這次來到中國是要做一些研究，多了解一些情況，因為我現在日本工作，所以比較關注中日關系。中日之間現在有什麼情況，將來有什麼趨勢？我知道張主任專門研究軟實力，以我的觀點來看，軟實力也是一個比較有意思的事情，應該多了解自中共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以來，中國軟實力的發展有什麼特點？今天過來，就是想聽聽您關於這些方面的意見。

張國祚：“軟實力”這個概念是你們美國人約瑟夫.奈最先提出來的，奈受英國實用主義學者卡爾的影響，認為權力一共有三種，一種是軍事權力，有強制性，不聽自己的就要消滅對方﹔第二種權力是經濟權力，有收買性，不聽自己的就給對方點錢，還不聽，就再多給點錢，直到讓對方聽話為止﹔第三種權力是文化權力，通過思想、觀念、情感，去誘導、拉攏對方使其服從自己。約瑟夫.奈受第三種權力觀的影響，后來提出了“軟實力”概念。你們很清楚，約瑟夫.奈不是一個普通的學者，在卡特政府期間，做過助理國務卿，在克林頓政府期間，做過助理國防部長和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現在是美國國防部國防政策委員會委員，他有著深厚的美國官方背景。美國應該說是世界上最有影響的國家，因此，奈提出的“軟實力”概念很快傳播到世界各地，當然也傳播到我們中國來了。在中國，學界對軟實力主要有兩種觀點。約瑟夫.奈“軟實力”概念的提出是在他的一本書《注定領導世界：美國權力性質的演變》當中，這個書名，在我們中國的傳統觀點來看，那是為美國霸權主義政策服務的。因此，中國國內有一部分學者就認為，中國不應使用“軟實力”這個概念。但更多的中國學者認為，“軟實力”不過是一個學術概念，不在於用或不用，而在於怎麼用。因此，后來，中國學界就傾向於使用這個概念，但是我們在使用時，賦予它以中國特色、中國內涵。按照約瑟夫.奈的界定，軟實力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文化的吸引力，二是制度的吸引力，三是掌握國際話語權的能力。

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這樣認為：不能僅僅把軟實力看作是外交手段、國際博弈的權謀、國際戰略工具，而應在更寬泛的意義上理解它。事實上，軟實力在我們中國既體現在內、外決策上，也體現在精神文明建設、思想道德建設等方面。換句話說，一個國家不僅在對外方面能夠用軟實力，在對內方面，軟實力發展的好，可以使這個國家有一個良好的社會風氣、高尚的道德情操、使整個國家很有凝聚力。我是一個中國共產黨人，我們黨提出的“以科學理論武裝人，以正確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精神塑造人，以優秀作品鼓舞人”，以及思想道德建設、思想政治教育等等，我們認為都是軟實力建設。這就涉及到一個概念問題，我們所說的軟實力側重於什麼呢？顯然，我們側重於文化。沒有文化高度的軟實力，是短視的﹔沒有文化深度的軟實力，是膚淺的﹔沒有文化廣度的軟實力，是狹隘的﹔沒有文化開放的軟實力，則是封閉、僵化、教條的——我們正是這樣認識文化在軟實力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正如你所講到的，在十七屆六中全會上，我們黨提出了“文化軟實力”。我們認為，文化在軟實力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很特殊的，是靈魂、是經緯。所謂靈魂，就是把握方向﹔所謂經緯，就是橫豎交叉、滲透到軟實力的各個環節和要素中。

當今世界上一些國家或人士，往往由於不了解中國的文化軟實力，而對中國產生誤解。比如，我們國家援助非洲，和非洲國家開展良好的雙邊關系，進行互通有無的貿易往來，對此，國際上有一些人借機說中國在用軟實力向非洲擴張，掠奪非洲資源。實際上，如果不是故意歪曲，也是一個大大的誤解。我們採取一種平等態度和互利方式與非洲國家發展雙邊關系，贏得對方的好感，這不是什麼錯誤。美國和其他國家與非洲發展關系，恐怕也希望給非洲國家留下好印象嘛，這本是很正常的。但針對中國的誤解，反映出國際上一些人對什麼是軟實力，特別是對中國人在什麼意義上運用軟實力不了解。

世界不必擔心實現中國夢中國會搞霸權主義，

中國傳統文化延續至今的精髓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張國祚：再比如，中國近年發展很快，在經濟領域、在國際貿易談判中，中國產品很具有競爭力。例如前不久，應美國社會科學基金主席布魯斯.科爾的邀請，我到美國去做演講，還去參觀了一個美國家庭。這個美國家庭的男主人是醫生，女主人是護士，他們家牆上放著一個精致的茶壺，我恭維地說：“這個小茶壺真漂亮，是哪個國家制造的？”男主人不假思索地回答說：“現在還有什麼東西不是中國制造的呢？”結果，我拿過來一看，恰恰不是中國制造的，而是日本制造的，因為上面有中國字，他們就以為是中國制造，因為日文中有漢字。這件事說明，中國產品已深入到美國人的日常生活當中，以至於不是中國產品，都會想當然地被以為是中國產品。正是因為中國這些年發展得太快，所以就有人認為，中國將來實現中國夢，會不會成為一個超級大國，超過美國，甚至推行霸權。這種擔心，實際上是不必要的。為什麼呢？因為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核心思想是中庸，特別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說，自己不想要的東西就不要向別人推銷，自己不想被侵略就不要侵略別人，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非常可貴的精神遺產。應該說，從孔夫子開始，延續到今天，這是中國人思想的主流。中國經濟發展，給我們老百姓帶來了很大的好處。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幫助了差不多3億多的貧困人口脫貧。我們現在談中國夢，其實，中國人一直都有夢。在解放前，中國人的夢很簡單：三畝地、兩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中國向蘇聯學習，“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就是中國夢﹔1958年大躍進時，提出口號“超英趕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現在看，這是不切實際的空想﹔改革開放以后，中國人開始注重追求自己個人的物質利益了，那時的夢想就是“四大件”：比如自行車、手表、縫紉機、收音機等這些東西﹔到現在，中國人生活條件比之前好太多了，許多人的夢想也升級了，是做老板、住別墅、穿名牌、坐高級轎車、到世界各地旅游。當然很多人還是不滿足，甚至“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生活得越好對政府意見越大，這是因為他們個人主義欲望過於膨脹，而集體主義觀念已經丟失，也沒有從改革開放前后生活對比的角度來看問題。這種現象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中國現在政治制度的寬容、寬鬆，對民主、自由、人權越來越重視。在互聯網上，什麼話都可以說，什麼人都可以罵。在一些論壇上，什麼觀點都可以講，在茶余飯后，什麼人都可以拿來調侃一下，這就跟美國差不多了。在美國，也可以畫漫畫諷刺、調侃、指責奧巴馬嘛。這些在過去是不可以的，然而現在，不會有人因言獲罪。現在的中國夢和美國夢、世界夢是相容、相通的﹔中國希望在一個和平、和諧、合作的世界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理想-----這就是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