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 星
加快發展隻為縮小差距提供可能的物質基礎。調整利益格局還需要通過推進民主政治建設，打造各階層表達利益訴求、進行理性博弈的平台，從紛雜對立的意見和主張中，取得對財富收入的再分配和再平衡的共識。這個共識形成是一個動態平衡的過程，可能顯得意見不一，嘈雜不安,但卻是多元社會真實意見的表達渠道，是民眾的民主自由權益得到充分行使和實現的過程。
一
近些年來，從歷史的視角來分析中國發展走向的文章和書籍很多，其中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及其相關論述較為引人注目。這些論述往往從托克維爾的兩個悖論入手——路易十六統治時期的法國是經濟發展最繁榮的時期，但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專制政府一旦減輕苛政，開始進行改革時卻往往引發民眾革命——並用以附會當今中國，嘗試進一步從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原因來反思和解決當前中國存在的問題。實際上這既與當時法國史實有悖，也與當前中國的實情相違。
從史實記載看，法國在十八世紀中葉一度發展較快。但繁榮表象的背后，是貨幣濫發與高通脹的助推。而隨著通貨膨脹和密西西比股市泡沫的破滅，法國新建立的貨幣和金融體系幾乎在一夜之間解體，整個國民經濟陷入混亂衰敗的狀態。在這時期，七八十年代裡出於打擊英國的政治需要而支持美洲革命的政策，幾乎耗盡國庫銀兩。農村年年爆發飢荒，成千上萬農民沖進巴黎搶面包，被稱作“面包革命”。與此同時，英國大量的廉價工業品流入市場，導致法國紡織業受到沉重打擊，許多工廠關門倒閉，失業人數近8萬人。到大革命之前，政府已瀕臨破產，累欠至6億裡費爾。路易十六由此被迫推行財政改革。當改革遭到特權階層反對時，則又決定召開三級會議，企圖借第三等級之手向前者施加壓力。但當第三等級提出新的經濟和政治上的要求時，則又立刻后退，下令關閉三級會議，使矛盾驟然激化，從而揭開了大革命的序幕。這說明，經濟惡化尤其在繁榮發展中又出現反復、下滑甚至新的惡化時，仍然一如歷來觀點所認為那樣，是引發革命的深刻根源。此時，當既得利益集團仍竭力維護自身利益，不願作稍稍妥協,而統治者不能又無力進行改革時，這種對危機的漠視和無能將成為點燃革命怒火的直接原因。史書記載，當第三等級在醞釀政治集會的時候，路易十六居然在那一天的日記裡僅寫下這樣四個字：無事可記。這種情況與改革開放已推行三十多年的中國顯然大相徑庭。
二
其實，托克維爾的這兩個悖論一直受到人們的質疑。塞繆爾·亨廷頓就認為其推理過程很精彩，但作為結論則過於武斷和簡單。發展、改革和革命的三者關系非常復雜，各國國情不同，決不能簡單地加以類比和生搬硬套。經濟發展必然催生許多新的矛盾，社會因此可能出現混亂和動蕩，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歷史階段和在這個階段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如果改革能夠解決社會的主要矛盾，推動經濟和社會建設不斷向前發展，使大多數人的需求得到滿足，則動蕩將逐步緩和，爆發革命的可能性也就不復存在。反過來，因為懼怕混亂和動蕩而推遲改革或不改革，則會對社會造成更嚴重的問題。正如亨廷頓所言：真正無望的社會不是受革命威脅的社會，而是無法進行革命的社會。
既然托克維爾的這兩個基本觀點屢受質疑，那麼為什麼《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在史學界一直受到熱議呢？對此，孟德斯鳩說得好：一本好書也許不在於結論的正確，而在於它提出的一些問題令人深思。托克維爾實際上試圖要解決這樣一個問題：大革命採用如此決絕手段推行民主和自由理念，但民主和自由為什麼在法國卻仍然屢遭挫敗，屢經反復？法國從1789年大革命爆發至1850年的60年時間裡，先后經歷了拿破侖一世稱帝、波旁王朝復辟、第二共和國成立以及拿破侖三世發動政變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法國民眾為爭取民主自由付出了一次次努力，卻一次次宣告失敗。托克維爾目睹了這一過程，為此感到憂慮甚至恐懼，下決心探究其中原因。通過研究，他發現這是由於法國專制的舊制度沿習以及文化傳承所造成。大革命的歷史地位在於提出了全新的民主和自由的價值理念，但是大革命本身卻以極端強權形式加以推行。托克維爾認為這種理論的和善與行動的強暴形成對比，似乎是最奇怪的特征之一。他為此對舊制度的特性以及大革命中的舊制度因素的存在和表現等作了大段敘述，就是為了說明大革命深受舊制度的影響。大革命看上去在鏟除一切舊制度因素，但實際上它所據以行動的仍是舊制度的思維定式和行為慣性,進而進一步說明民主自由不是宣布與舊制度徹底決絕就能立即成功的道理。這種背離現象不僅使后來的帝制復辟成為可能，而且實際上也使其提出的全新價值理念成為一紙空文。因此，為民主自由奮斗是一個長期過程。由於受舊制度的影響，這個過程將充滿復雜因素並還可能遭到挫敗和反復。這是《舊制度與大革命》給我們留下的更有價值的啟示。
三
近代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中國人為國家發展和民主自由奮斗的歷史。其中屢經挫敗、屢經反復的艱辛，甚至更加令人觸目心沉。1949年革命勝利結束了中國長期的混亂和分裂狀態，經濟社會建設得到了較快恢復和發展，民眾的民主自由權益也得到更加重視和保障。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革，不僅導致國民經濟一度瀕臨崩潰邊緣，而且嚴重踐踏了民眾的民主自由權益，使社會矛盾急劇增多。相當多民眾對現實產生了迷惘和懷疑，羨慕西方社會和港台地區的發展。當時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十分困難的時刻，好在始於1978年的改革開放，通過三十多年有序、漸進的推行，不僅使中華大地發生了巨大變化，而且重新改變了人們的認識和選擇。尤其是對民主自由有了更深刻的思考，認識到民主是個好東西﹔一切人的自由發展是每個個體自由發展的前提﹔共產主義是一切自由人的聯合體等。小平同志更是把民主自由和發展視為一個整體，認為沒有社會主義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與三十年前相比，當下很少再有人簡單以某個國家或地區的制度模式作為追求目標，人們對中國發展的道路選擇和理論選擇有了更多的自信。這和法國自大革命后的60年裡出現三次反復的情況是不一樣的，和中國在之前發展中屢遭折騰的情況也是不一樣的。這或許是中國在這30多年裡發展較好較快的一個重要原因。
市場經濟發展推動當前中國由利益多元化帶來階層的分化，並又幾乎同步催生各個階層維護自身權益的意識。我們還在邁進互聯網時代，互聯網不僅拉近了人們在生存空間上的地理距離，而且還拉近了人們在欲望和追求上的心理距離。對落差的不滿和希望改變現狀、過上與他人一樣生活的渴求是人之本性。因此，在誰都不否認改革開放成就的同時，質疑聲似乎變大了，不滿的人群似乎增多了，並產生了有關“繁榮帶來危機”和“改革引發革命”可能性的猜測和議論。對此或許有多種理論和觀點加以闡釋，但更重要的，從中可折射出中國現階段的發展水平尚不能充分滿足民眾需求的真實狀況。中國現在仍然處於世界經濟產業鏈的低端。資本、技術和勞力的回報因稀缺程度不同而很難獲得理想期盼中的公平分配。同樣的勞動付出，因為產品附加值低，因此獲得的報酬也低。要提高收入，改善生活，隻能靠增加勞動強度，延長勞動時間，甚至犧牲環境和資源。中國必須通過發展邁過這一關。但在產業分工由低端向高端爬升過程中，這些問題將長期存在。不正視這個差距，一味從道德高度加以抨擊，如托克維爾所言對平等作廉價的追求，就可能滑向民粹的泥坑。但在承認差距存在的基礎上，又亟待我們對既得利益格局進行不斷調整。加快發展隻為縮小差距提供可能的物質基礎。調整利益格局還需要通過推進民主政治建設，打造各階層表達利益訴求、進行理性博弈的平台，從紛雜對立的意見和主張中，取得對財富收入的再分配和再平衡的共識。這個共識形成是一個動態平衡的過程，可能顯得意見不一，嘈雜不安。但卻是多元社會真實意見的表達渠道，是民眾的民主自由權益得到充分行使和實現的過程。民眾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學會怎樣表達意見，怎樣維護權益，以及怎樣與他人寬容、妥協及和諧相處，從而不僅決定著任何極端化言論和現象都不可能具有更大的利益基礎，都不可能獲得社會的普遍支持，而且將引導最終朝建設橄欖型社會階層結構的方向發展，對穩定和促進社會發展將起到更為厚實堅固的基礎保障。
（作者為江蘇省委巡視組組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