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大精神学习研讨班开班仪式上，专门强调了理想信念问题。理想信念问题的强调，既有历史背景，也有现实关照。理想信念问题对于我们每个人并不陌生，甚至时时会牵动我们。下面，我们围绕三个问题，即信仰、文化软实力、核心价值观，来触及、进入、以及思考理想信念这一命题。

一、信仰——与理想信念连接最紧密的一个问题

理想信念与信仰是最紧密的。讲信仰问题，我先讲几句话：第一句话，人在社会中有三种状态，即政治信仰者、宗教信仰者，以及只强调功利而没有精神追求的人。政治信仰者是骨干力量；宗教信仰者是稳定力量；只强调功利而没有精神追求的人，有可能成为亡命之徒。第二句话，你要想活得轻松，不要有信仰，因为有了信仰，就有约束；但你要活的有意义，必须要有信仰，因为人活着本身没有意义，是信仰规定、注入了意义。第三句话，信仰是看不见的，看得见的不叫信仰。

（一）信仰的力量

第一，信仰与民族的关系。中国历史上有三个以“万里”为计的活动：万里长城，万里丝绸之路，万里长征。“三个万里”有一个半是与信仰有关的，半个是万里丝绸之路。也就是说当年敢于过沙漠、闯戈壁、越雪山的都是什么人呢？一个是为利益而来的商队；再一个是传播佛法的僧侣。所以有道是“西域古道上，丝绸西去，佛法东来”。一个是发生在20世纪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万里长征。云南的迪庆州和四川的甘孜州之间的直线距离并不遥远，但要翻越，非常困难。因为那是连绵雪山。历史上靠两条腿走过这段距离的只有两支队伍。一支是喇嘛教的僧侣，另一支是中国工农红军。两支队伍区别很大，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都在追求精神的天堂。

讲到信仰与一个民族的关系，往往要提起犹太民族。犹太民族是一个苦难的民族，在基督教产生之前，就被罗马人、波斯人、希腊人、埃及人驱赶和屠杀。耶路撒冷是公元前1000年大卫王和他的儿子所罗门建起来的，寓意是和平之门。但自建到现在就没有和平过，一次一次屠城。当时，只要基督教徒改变信仰，就可以免死。结果，成百上千的人在广场上被活活烧死，而不改变信仰。历史上迫害过犹太人的国家有很多，英国人、法国人、奥地利人、立陶宛人、俄国人、德国人等。“二战”时期，犹太人非正常死亡600多万人，仅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就屠杀了100多万！但这个民族没有凋敝，还出了很多伟大的人物。改变世界历史的东西不多，仅犹太人就创造了三个——基督教、马克思主义、原子弹。这是信仰对一个民族的影响。

第二，信仰与政治集团的关系。信仰对政治集团也很重要，一个政治集团失去了信仰，表面的强大不能掩盖内在的虚弱。有2000万党员的苏共，一夜之间垮台。罗马尼亚6个公民中有1个党员，齐奥赛斯库逃跑的时候，没有人伸出援助之手。什么原因？没有信仰。当年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和廖仲凯对话，说国民党已死，只剩下国民党人，而没有国民党。一个政治集团，不是为信仰而来，而是为利益而来的时候就非常可怕。当利益大于代价的时候，呼啸而至；当某一天代价大于利益的时候，需要你为此担当的时候，就会作鸟兽散。换言之，倘若一个政治集团，没有政治信仰，只靠利益来吸引的话，这个政治集团，一触即溃。

再比较中国的三支军队：满清的八旗军；国民党的北伐军，到后来的国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满清当年凭借10万八旗军，马踏中原，征服偌大的中原。靠什么？那就是王朝兴起的强大的势能。但到了王朝的后期，国运衰败，势能没有了，这个时候需要补充新的精神力量，但满清王朝做不到。因为满清王朝没有国歌，唱采茶歌；没有国旗，打黄龙旗。国就是家，家就是国，家天下。士兵效忠的是军饷，而不是国家利益。所以到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进北京，八国联军进北京，便望风十里，一触即溃。

国民党的北伐军到后来的国军，在北伐的时候，他们依靠“三民主义”的信仰，所向披靡；到了解放战争，国民党军阀蜕变为四大家族的家丁，信仰缺失了，也是一触即溃。济南战役，国民党守军10多万，几乎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军队自诞生以来，在所有的对手面前没有败绩。长期的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创造了“战役有失败，对手无胜者”的神话，在战场上，他们被对手敬为殉道者。靠什么？靠的就是强大的自我牺牲精神，而自我牺牲精神又是精神力量支撑的结果，理论武装的结果。一位在“二战”中与德国和日本两个法西斯国家军队都交过手的美国军官，曾写下过这样一段引人深思的话，他说：对德作战，对日作战，已被德军和日军的顽强所震撼。但与中国军人的牺牲精神相比，那些法西斯的殉葬品们，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顽抗。中国军人面对美军炽烈的火网，就像不在意似的，第一波倒下，第二波跨过尸体继续前进，还有第三波、第四波……他们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姿态，就像殉道者似的，那大概不是因为命令和纪律，一定是信仰。他描述的是中国志愿军在朝鲜与美军作战的实况。其实，毛泽东早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已经揭出谜底：“同样一个兵，昨天在白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靠的就是民主主义。”“红军就像个火炉，俘虏兵过来后迅速融化了。”理想信念，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军队不同于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有军队的奥秘所在，也是所谓“东方之谜”的全部奥秘所在。

第三，信仰对单个人也很重要。有了信仰的人与其他人不一样！这里，我着重讲两个人：一位是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谭嗣同；另一位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谭嗣同在变法失败后，本来可以逃生，当时日本使馆讲，保证把他送出中国，可是谭嗣同没有走，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 再有，苏格拉底的死亡是自耶稣之后影响最大的！西方文明有两个基本的源头：一个是古希腊文明；另一个是基督教文化。苏格拉底对古希腊文明是有贡献的。但由于他的理念与执政官、社会发生冲突，所以要判他死刑。面对城邦的500名法官，苏格拉底以精妙绝伦的演讲征服了大家，同意释放他，但有一个要求：从此不再传播他的理念。苏格拉底说，“这办不到，只要我灵魂深处那个微弱的良知召唤着我，我就会拉着面前经过的每一个人，把我知道一切都告诉他，绝不顾虑后果！”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为我国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理念，同时我们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对物质财富的狂热追求。追求财富没什么不对，但失落了精神导向的物质追求，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损害也是巨大的。黑格尔说过，一个民族必须有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

（二）对于当前共产党员信仰问题的思考

十八大报告强调了政治信仰问题，也让人感觉到了坚定性。坦率地讲，我们现在精神系统遇到的难题不少，挑战也很大。提出来不是能完全解决，是让我们思考怎么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进入到执政党。革命党是打破为主，而执政党是建设为主。由此，我们精神力量激发的途径也在变化。革命时期，信仰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当年的革命家、革命先驱许多是背叛自己的阶级，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像年仅33岁就牺牲了的彭湃，闹革命的时候，他面对上万农民，把家里一箱子房契、地契烧掉，说这些都是你们的了。过去有牺牲，有牺牲就有神圣，有神圣就有信仰。我们党进入执政期以后，这种牺牲的机会很少，几乎没有。因此精神的张扬显然没有那么鲜明了。我们党在革命时期为人民的利益而战，获得了利益全部交给人民，谁都相信，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走。但是进入执政以后，我们党虽然没有独立于人民之外的利益，但是党的成员有利益，有了利益，关系就比以前要复杂得多。

另外，我们现在讲不输出革命。过去共产主义实现是一个阶级消灭另外一个阶级，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最终走向共产主义。而现在不输出革命，没有暴力，那么我们的共产主义怎么实现？十八大报告开篇就讲，我们的思想脉络在哪里，精神途径在哪里，强调了政治自信，让我们每一个追随者确实相信我们走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是适合中国的道路，我们有我们的精神家园，还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但是同时也告诉全党成员，世界在变化，时代在变化，新情况、新问题越来越多，这需要我们深刻地思考，要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保证把我们的精神大厦建设好、稳定好。

信仰是高度依赖理论的。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这一基督教传说，曾经导致了基督教危机。因为上帝是全知、全善、全能的，可是以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推理，上帝出了问题。你说你是全知的，那你应该知道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人家偷吃了，说明你不知道啊！上帝说，我知道。那你就不是全善的，因为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以后，人类有了原罪，你看人活的多痛苦，你如果不让他吃，他不就不痛苦了吗？上帝说，我即使知道，我也阻止了，那就不能说你是全能的，如此一推理，上帝完了！后来神学大师奥古斯丁解决了这一问题。奥古斯丁讲，上帝把选择的权利交给了人类，而人类滥用了这个权利，这是人类自身选择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重回伊甸园，去信仰上帝，把你的原罪消除掉。由此，奥古斯丁不仅解决了你怀疑的问题，还告诉你，要信仰，再来信仰上帝。这就是理论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党如果不能从理论上突破，搞不清楚实现共产主义最终理想的途径，那么信仰就坚定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