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是党的一批老革命家共同培育的结果。张闻天对培育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率先垂范，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至今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一再强调群众路线的极端重要性
（一）率先倡导，初步奠基。20世纪30年代初，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并且采取命令主义的领导方法强行贯彻，引起了广大群众强烈不满。这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张闻天，在实际工作中逐渐觉察到这种错误的危害，明确主张转变领导方式。他在1932年11月18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周刊上发表文章，尖锐批评宣传工作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种种表现，把它斥之为“党八股”，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指出转变宣传鼓动工作“是使我们党深入到群众中去的最主要条件之一”。接着从1933年2月至9月在《斗争》周刊上连续发表4篇论文，特别是其中一篇以《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为题，对党群关系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他指出，在革命根据地里，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苏维埃政权的党”，要真正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必须树立“正确地去代表群众的意识”，并且进一步批评说，“那种以为党是超于一切的，党只能命令群众，党不必注意群众的意见”，“只能造成群众对于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明确提出要使党“真正能够变为群众的领导者”，就“不只要教育群众”，“而且要跟群众学习”。这些论述虽然尚未直接使用群众路线的概念，但是一开始就抓住了群众路线的实质，在党的建设史上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二）带头贯彻，大力宣传。1935年1月中央召开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在领导工作中更加自觉地贯彻群众路线，反复强调“群众是革命力量的取之不竭的源泉”，“群众的力量是我党的最后依靠”。1939年11月，张闻天专门撰写文章，把“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作为“马列主义论党的学说的基本问题”来对待，全面论述了正确处理党群关系的“几个原则”。这篇论文在中共中央主办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第2期发表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党的刊物普遍转载，对全党干部提高认识，按照正确的原则贯彻群众路线，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43年6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张闻天更是大力宣传和坚决贯彻。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党中央决定张闻天和陈云等同志一道前往东北地区开展工作。怎样才能把东北建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张闻天坚决主张必须贯彻群众路线。他指出：“我们唯一的巧妙办法，就是动员群众起来，成为人民战争”。“只有群众觉悟，才有胜利的可能，同时也是我们增兵的唯一来源。”反之，如果“群众不发动起来，我们就成为孤军奋战，我们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三）敲响警钟，谨防蜕变。1949年民主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随着地位的根本变化，张闻天敏锐地觉察到脱离群众的危险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增加了。当时他担任中共辽东省委书记，发现有些党员当了干部就以为自己比群众高明，于是自高自大、摆架子、耍态度，甚至打人骂人。针对这种情况，他在一次报告会上专门就革命胜利后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问题敲起了警钟，尖锐批评上述不良表现“是旧社会里军阀官僚的旧思想，是剥削者和压迫者的思想”，明确指出干部应该“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给人民办事情，而不是企图骑在人民脖子上，称王称霸。”
张闻天的晚年，屡遭“左”倾错误的打击和林彪、江青一伙阴谋家的迫害。但他在生命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仍然时刻关注党和国家的命运，冒着极大风险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自己的忧虑和思考，极其深刻地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党最容易犯的错误，错误中最危险的和致命的错误，是脱离群众”，如果某些领导者不能坚持纠正这种错误，就会“最后蜕化变质为同人民群众对立的官老爷”。事实正是这样，从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的剧变来看，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丧失以及党组织的瓦解，其深层次的重要原因都是同共产党严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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