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的文學領域，客觀存在兩類創作方向，即以回歸文學本質為目的的純粹寫作和以贏利為目的的商業化寫作。事實上，這樣的形態古已有之。曹雪芹與李漁，就是中國古代通俗文學史上純粹寫作與商業化寫作兩個經典的個案。

　　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是地道的純粹寫作，沒有任何商業目的。這是因為，盡管窮困到“舉家食粥酒常賒”，他在《紅樓夢》中依然說：“我這一段故事，也不願世人稱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悅檢讀。”這就是說，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既不是為了討好讀者，也不是為著實現經濟利益。而且，曹雪芹的寫作態度極為嚴謹，他寫作《紅樓夢》，“批閱十載，增刪五次”，這顯然是那些總想著盡快把自己的作品變成金錢的商業化寫作者所難以做到的。

　　更令人感佩不已的是，因為是超越功利的純粹寫作，曹雪芹始終保持著至誠至真的創作心態。在《紅樓夢》的創作過程中，他投入了整個情感，乃至生命。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引用尼採的話說：“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紅樓夢》“字字看來皆是血”，是曹雪芹用生命寫就的。他對自己所處的時代進行了全面而富有思想深度的批判，他的《紅樓夢》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由此登上中國古代小說發展史的巔峰。

　　明末清初文學家李漁則不然。他的小說戲曲創作在中國古代通俗文學發展史上有其獨特的貢獻，但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是典型的商業化寫作。黃鶴山農《玉搔頭》之序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李漁家道中落，不得不“挾策走吳越間，賣賦以糊其口”。所以，李漁的不少戲曲作品，多成於倉促間，而不可能像曹雪芹那樣精心撰著。他在《閑情偶寄》中寫道：“予終歲飢驅，杜門日少，每有所作，率多草草成篇，章名急就，非不欲刪，非不欲改，無可刪可改之時也。”

　　李漁的小說戲曲創作有著明確的商業目的，他在創作中竭力討好讀者。他所說的“多買胭脂繪牡丹”，表達了他甚為媚俗的通俗文學創作主張。在《古今笑史》的序言中，李漁也大肆鼓吹通俗文學的編撰要“從時好”，即要投讀者之所好，“不投以所喜，懸之國門奚裨乎？”由於李漁深深懂得“人情畏談而喜笑”，他的小說戲曲作品具有濃郁的喜劇風格。“一夫不笑是吾憂”，既是他的戲曲創作主張，其實也是他的小說創作主張。李漁之所以如此處心積慮地取悅讀者，究其根由，無非是為了最大程度地實現通俗文學創作所帶來的經濟利益。

　　一味地為了迎合，使得李漁的不少小說戲曲作品刻意追求巧合，盲目出新，以致不合情理。所以，他的作品不是浸透著作家整個赤誠情感與火熱生命的“血書”，反而熱鬧有余、娛樂有余、游戲有余，對人生與社會的思考與批判相對不足。所以，李漁不像曹雪芹，是一個真正有深邃思想與宏大藝術氣象的文學家，而成為了中國古代商業化寫作的一個突出代表。

　　曹雪芹、李漁的純粹寫作與商業化寫作，給當代中國小說創作的啟示顯而易見。

　　真正的文學創作就是與名利無關的獨立的純粹寫作。曹雪芹寫作《紅樓夢》既不是為了名利，也沒有必要遷就讀者。如果曹雪芹主要是為賣錢而寫作，那麼，以他的才華，像李漁那樣竭力迎合讀者，寫幾部思想平平的“暢銷書”應該不成問題，但文學史就少了一份別樣的“血誠”。對此，當代不少的作家已有深刻的認識。莫言說過，他寫作時是獨立的，從不考慮讀者﹔張煒則說，一個作家隻會跟住時尚作文，就不會有多少文學的意義。但當代依然有作家認為好小說的標准就是時尚認可的“好看”，這在很大程度上與李漁從事通俗文學創作那樣，是在跟讀者做買賣，而不是在從事嚴格意義上的小說創作。

　　商業化寫作，創作主體往往身不由己，迷失真我，因此難以創作出真正具有現實關懷與人文關懷、具有深厚藝術底蘊的優秀作品。這是因為，商業化寫作，小說家在具體的創作過程中必然為著市場等因素而無奈地妥協，難以堅守自己獨立的人格。以李漁而論，他本也是有傲骨、有獨立精神的人，其詞《一剪梅·述懷》就說自己“一生傲骨犯時嗔”。但他在創作小說戲曲時，既為著贏利，就唯恐失去讀者，故心心念念地迎合一般市民讀者的審美趣味，基本放棄了他早年堅持的獨立人格和批判精神，而走過度娛樂化的創作路徑。其結果是，他的大多數作品好看而不耐看，缺乏批判現實的思想深度，也缺少足夠的藝術意味，迷失了一個作家最可貴的真我。當今有不少的作家，抱著逢迎讀者的心態，熱衷於描寫性愛、暴力、迷信、奇幻等，隻考慮讀者市場，而不管小說創作是否符合藝術真實。正如張煒在《精神的背景》一文中所批評的，以為小說的暢銷就是一切。這不妨說就是李漁式自我迷失的當代再現。

　　商業化寫作必然使作家難以保持純粹寫作所具有的嚴肅、認真的創作態度。即以李漁而論，他並非不想悉心修改他的作品，但迫於及時賣錢的壓力，他根本不可能有那樣的時間。此種情形，其實在今天依然存在。特別是當前商業化的網絡寫作，更是這般。有論者指出：“佔據榜單前列的網絡小說，真正的佳作越來越少﹔依靠故事‘痛快’、更新‘飛快’、主角‘愉快’來吸引讀者的小說越來越多。”非網絡的商業化小說寫作也存在類似情狀。這顯然不是真正的小說創作應取的態度。

　　誠然，商業化寫作並非一無是處，但正如盧梭在《懺悔錄》中所說：“任何偉大的東西，都不會從一支唯利是圖的筆下產生出來。需求和貪欲也許會使我寫得快點，卻不能使我寫得好些。”他進一步自我警醒：“為面包而寫作，不久就會窒息我的天才，毀滅我的才華。”商業化寫作有其與生俱來、自身無法克服的諸多弊端。可以試想，自信在“稗官野史”寫作上“實有微長”的李漁，如果可以專注於純粹寫作，那麼在通俗文學創作上取得的成就應該可以更突出一些。這對當代那些醉心於商業化寫作的作家而言，難道不是一個深刻的警示嗎？

　　（作者單位：杭州師范大學中國古代文學與文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