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25日，習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的講話中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黨史、國史是必修課，不僅必修，而且必須修好。為此，我們有必要圍繞著中國道路與國家制度建設這一主題展開討論。我們需要了解中國道路是什麼樣的道路，中國道路從哪裡來、目前走到了哪裡、未來又將走向何處。為此，就需要了解一下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等人是如何在一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但百廢待興的國情條件下創新現代國家制度，真正實現了國家統一、人民解放、民族團結、天下大治的﹔也應當了解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等人是如何重建黨和國家的制度，實現了經濟起飛、經濟繁榮、社會進步、對外開放、融入世界的﹔也要了解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人是如何不斷完善和加強黨和國家的制度建設，實現中國迅速崛起、全面開放、全面創新的。

本文將基於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對於中國改革的前期背景性研究和專題研究，對全會《決定》進行系統分析，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討論：

一是理解三中全會是中國改革的裡程碑的歷史意義。從中國35年改革開放的歷史視角看，黨的三中全會都成為階段性改革的重要標志，也反映了中國改革自身的發展邏輯和歷史邏輯。誠如習近平所言：“改革開放以來，歷屆三中全會研究什麼議題、作出什麼決定、採取什麼舉措、釋放什麼信號，是人們判斷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施政方針和工作重點的重要依據，對做好未來5年乃至10年工作意義重大。”這次十八屆三中全會也同樣是一次裡程碑式的全會。

二是對35年來中國改革的基本評價。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作為大學智庫，從第三方視角首次對過去十年（2003—2013年）“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作了一個客觀的、科學的后評估，並評價《決定》所總結的中國改革開放成功實踐的基本經驗。這是今后全面深化改革的知識財富，還是中國改革治道與治術。

三是對中央全會《決定》的指導思想、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和2020年目標作一評論和詳細解讀。

四是解讀“五位一體”的制度建設與體制改革的重大部署，以及它們各自的主要目標。

2014年2月17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以下簡稱《講話》）。他圍繞著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這一主題作了更加全面深入的討論，盡管該講話全文還沒有發表，但是我們仍可以從當日新華社所報道的內容中，看到該講話的核心觀點。如《講話》中指出：必須適應國家現代化總進程，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提高國家機構履職能力，提高人民群眾依法管理國家事務、經濟社會文化事務、自身事務的能力，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不斷提高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效治理國家的能力。

《講話》非常重要，既是進一步貫徹和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的重要講話，又是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執政綱領，還是中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文獻。為此，我想從國情研究與學術探索的視角對《講話》作一詳細分析和客觀評論，可以作為一個學習體會，供大家分享和討論。

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鄧小平（1992）

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証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習近平（2014）

新中國成立之后，到底建立一種什麼樣的基本經濟制度？由什麼經濟所有制成分組成？怎樣找到一種真正符合中國基本國情、適應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模式？如何處理公有制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的關系？這些終是中國領導人所面對、所需要回答的基本的問題。也正是經歷了60多年的不斷實踐與反復試錯，我們才真正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就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一基本經濟制度在世界上也是十分獨特的，還具有十分強大的優勢，這是因為它能充分發揮多種所有制的各自優勢，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是迄今為止世界各國最具活力和競爭力的經濟制度。不過，這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也經歷了先是肯定、后是否定、再來肯定的曲折的、長期的歷史過程，還經歷了“兩條腿走路”轉為“一條腿走路”再轉為“兩條腿走路”的歷史過程。

從中央與地方關系變遷的基本線索看，通過多次體制改革不斷從高度中央集權向地方放權，進而發展到規范性的中央與地方分權（包括財權與事權）﹔從基於頻繁的政策調整的不穩定關系，通過多次體制改革試錯，進而形成基於制度建設並不斷完善的穩定關系﹔從中央與地方之間博弈機會主義式的不可預見的關系（如“上面的政策總是變來變去”、“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通過更加民主與互動協商的制度分享信息、溝通信息，進而形成更加合作的可預見的關系。從政治和經濟兩個不同的視角看：在經濟方面，由中央集權不斷向地方分權，以利於發揮各地比較優勢、激活地方經濟活力和創造力﹔在政治方面，逐步推進制度化的中央集權過程，以利於加強政治上的領導力和凝聚力，因而有效解決了中央與地方關系上的各種弊端，在民主與集中、分權與集權、離心力與向心力、地方活力與全國大局之間找到某種平衡。總的趨勢是，中央與地方關系越來越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進而也越來越具有透明性、預期性和穩定性，確保中國“天下大治”、長治久安。這是中國特有的政治之道和政治經濟學。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家競爭本質上是國家治理能力競爭，而國家治理能力競爭本質上是國家制度競爭。競爭的規則就是：不進則退，進慢了也是退。我把它稱為簡單真理。可以認為，在全球競爭中，中國領導人是最先認識到這一個簡單真理的。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指出：“形勢逼人，不進則退。”也正是基於此，過去十多年中國顯示了極大的競爭優勢，特別是制度優勢。

具體地講，國家治理績效能不能進行國際比較？我們怎麼樣從政治制度和國家治理的角度來認識中國的制度優勢呢？

對此，我也進行了專題的國際比較研究，以便通過國際比較，特別是與發達國家的治理績效比較來“知己知彼”。事實上，不知彼，就不能知己。這就需要專業化的又是量化分析的國際比較。

本書以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為主題，也是採取了自問自答的方式，即回答前文所述的八個問題。我們力爭從歷史視角來梳理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領導人如何進行現代國家制度建設，又是如何影響中國國家現代化總進程和總道路﹔也從國際視角來比較中國與其他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不同的發展道路及不同制度的變遷，從而展現中國道路的獨特性與優越性，也從深層次角度展現中國制度的獨特性與優越性，諸如中國如同東方巨人，“兩隻手”總是優於“一隻手”，“兩條腿走路”總是優於“一條腿走路”，“兩個積極性”總是優於“一個積極性”。最后從實証分析的角度比較了中美國家治理績效（2000—2012年），我們的結論是中國國家治理績效優於美國，我們的總結論是“中國之路”優於“西方之路”，驗証了“毛澤東預言”（1962年1月，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比較，有許多優越性，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會比資本主義國家快得多。”）、“鄧小平預言”（1987年，鄧小平同外賓談話時指出：我們現在真正要做的就是通過改革加快發展生產力，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用我們的實踐來証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要用兩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來實現這個目標。到那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真正用事實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