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高度評價了35年以來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和成功實踐。全會公報指出：“全會高度評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5年來改革開放的成功實踐和偉大成就，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認為改革開放是黨在新時代條件下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
對此，我們如何理解呢？1956年1月毛澤東同志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當時的社會主義革命是指“三大改造”，這是毛澤東的社會變革和社會創新，但是也採取了激進主義的做法，從原來設想用15年的時間完成，到僅用了3年的時間就完成了。1958年接著搞了“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盡管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狀況的普遍願望，但是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也過純（社會主義）、過快、過公（公有制）、過大，脫離了中國是世界上最貧窮大國之一的基本國情，也超越了極低收入的發展階段，如同黨的十三大報告所自我反省的，“經歷過多次曲折，付出了巨大代價”。“這種情況教育我們，清醒地認識基本國情，認識我國社會主義所處的歷史階段，是極端重要的問題”。毛澤東晚年對中國道路探索的失誤也成了鄧小平改革的“成功之母”。黨的十三大作出了中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判斷，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基礎和理論基礎。鄧小平十分務實地從最落后的、人口數量最多的農村發動改革，以漸進改革方式積小勝為大勝，實現了革命性的結果，真正找到了解放和發展十幾億人民生產力的方式和途徑。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指出：過去，隻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講全了。從這個意義上講，35年的改革成為一場“新的偉大革命”。
從中國現代歷史看，不同時代會有不同的鮮明特色。先是中國革命的時代，接著是建立新中國的時代，后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代，接著進入改革開放時代。改革開放時代不僅形成了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還是持續時間最長、成就最偉大的時代，也是中國“大踏步趕上”世界工業化、現代化、全球化步伐的時代。按照匯率法計算的中國國內生產總值，1978年佔世界比重為1.75%，居世界第10位﹔到2000年提高到3.75%，居世界第6位﹔到2012年進一步提高到11.5%，居世界第2位。按照購買力平價（1990國際美元）計算的中國國內生產總值（1990年國際美元價格），1978年佔世界比重為4.9%，居世界第4位﹔到2000年提高到11.8%，居世界第3位﹔到2012年進一步提高到20.7%，已居世界第1位。
根據安格斯•麥迪森提供的歷史數據，到1950年美國出口佔世界比重高達16.8%，中國出口額僅佔世界比重的0.9%，相當於美國出口額的5.3%﹔到90年代，美國被德國超過。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庫的數據，2007年中國超過了美國，2009年中國又超過德國，躍居世界第一位﹔到2013年，中國商品出口額相當於美國的140%。
從現代化因素看，中國和美國的國土面積基本相等，採用發電量衡量的現代化因素，中國相當於美國的水平從1980年的12.1%上升至2010年的97.2%，2013年更是超過了美國，達到了美國的126.5%（見表2—2）。
從中國與美國的技術創新實力看，採用發明專利申請量代表技術創新能力，1980年中國相當於美國的水平為0，因為中國是從1985年4月1日起正式實施《專利法》，到2012年中國發明專利申請量已經超過美國，相當於美國的120.3%（見表2—2），從“一窮二白”的中國變成了真正具有更高現代化水平的世界大國。正是在這一時代，中國跨越式發展，后來居上，極大地影響了當前世界和人類的發展前景。
盡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歷史性的巨大進步，為世界所公認，並載入歷史史冊，但是一直受到國內外各種質疑。如某些西方媒體和學者將中國的經濟改革故意丑化歪曲為“自由市場經濟加一黨專制”、“國家資本主義”等。除了國際上“幾隻蒼蠅嗡嗡叫”之外，與此相呼應的是國內也有一股否定改革的奇談怪論，如“改革停滯論”、“改革倒退論”、“改革逆轉論”、“中國非市場經濟論”、“強政府弱市場論”，以及挑動民營企業斗爭國有企業的“國進民退論”、煽動人民群眾斗爭人民政府的“權貴資本主義論”等。這些論點就是故意將改革進程中不可避免出現的各種問題、矛盾擴大化，以片面性替代全面性，以“一點論”替代“兩點論”，以支流替代主流，進而否定中國社會主義政治方向的改革開放。誠如毛澤東曾批評過的：他們不去看問題的本質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強調那些非本質方面、非主流方面的東西……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除了意識形態上的需要，這些錯誤論點既缺乏“實事求是”，更缺乏起碼的科學的、專業的、深入的研究基礎。那麼，我們應當如何科學地評價過去十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
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根據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的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的戰略部署，制定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作為十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規劃和行動綱領，使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基本原則、主要任務加以系統化、具體化和可操作，有力地指導了2003—2012年的改革開放。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課題組以這一決定作為十年改革開放的藍本，首次採用目標一致法和綜合積分卡法，將定性目標歸類記分轉化為定量指標，涉及6個大類、36項、227個指標，並與《決定》中的12個部分和42條所提出的詳細內容逐條核對和打分，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十年（2003—2012年）做出科學、客觀、全面評估和定量評價，以保証評估與評價的科學性、專業性和全面性。讓事實証明，讓數據說話，讓實踐檢驗。由於篇幅所限，這裡僅給出課題組主要的研究結論：
我們高度評價十六大所確立、十六屆三中全會所設計的“建成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總目標取得重大進展，主要任務基本完成，綜合完成率高達89.7%，綜合未完成率僅為10.3%。六大類改革評價結果見表2—3。
我們對這十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定量評估是“九一開”，客觀上也存在著至少10%的未完成率，突出表現為：首先，部分改革目標沒有實現，這包括現代產權流轉制度尚不完善，重要法律法規歷經數次討論仍未頒布，充分顯示產權制度在具體執行層面的改革難度。其次，壟斷行業改革力度有待加強，在放寬壟斷行業市場准入和加強自然壟斷業務有效監管方面，仍然缺乏有力措施。再次，整體稅負持續上升，具體稅種改革偏慢，城鄉稅制統一，物業稅改革和地方稅收管理權改革等方面改革進度有待加快。又次，收入分配秩序不規范，隱性收入、非法收入問題比較突出，職務消費和福利貨幣化等方面進展相對緩慢，個人收入監測辦法尚未建立。最后，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較多，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一些領域腐敗現象易發多發。改革領域方面相對過窄，缺乏整體性、系統性﹔在改革機制設計方面存在一定的碎片化、短期化問題，缺乏治本之策和長效機制﹔在改革實施過程方面缺乏可檢查、可評估、可評價的具體措施。
這就需要在下一個十年全面深化體制改革方面有針對性地著力解決，通過全面改革、深化改革，在重點領域取得新的突破。今天我們又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以巨大的政治勇氣銳意推動“五位一體”的全面深化改革。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對35年來的改革開放重要經驗作了高度概括和歷史總結。這主要包括四條：
第一是改革開放的政治方向，即“最重要的是，堅持黨的領導，貫徹黨的基本路線，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始終確保改革正確方向”。從改革一開始就有三種不同的政治方向或道路。早在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就明確指出：“重要的是，全黨特別是各級黨委，一定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正確路線，既要反對那種企圖回到‘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錯誤理論、錯誤政策上去的‘左’的傾向，又要反對那種懷疑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右的傾向。”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也明確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應該充滿活力，既區別於過去那種僵化的模式，又與資本主義根本不同”。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講到，在這短短的十幾年內，我們國家發展得這麼快，使人民高興，世界矚目，這就足以証明三中全會以來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誰想變也變不了。說過去說過來，就是一句話，堅持這個路線、方針、政策不變。事實上，對中國改革開放而言，確定什麼樣的政治方向、走什麼道路始終是最根本的問題。對此，黨中央十分自覺也十分清楚，排除各種干擾，始終堅定不移地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政治路線，開創中國自己的道路，既不能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誠如毛澤東所言，“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隻有政治方向選擇正確，道路走對了，我們才能夠取得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避免顛覆性的重大決策失誤，也避免發生蘇聯解體“一分為十五”、南斯拉夫解體“一分為七”、東歐劇變式的惡性后果。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言，“改革開放以來歷次三中全會都研究討論深化改革問題，都是在釋放一個重要信號，就是我們黨將堅定不移高舉改革開放的旗幟，堅定不移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說到底，就是要回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問題”。
第二是改革開放的思想路線，即“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一切從實際出發，總結國內成功做法，借鑒國外有益經驗，勇於推進理論和實踐創新”。顯然，這條思想路線也是逐漸發展起來的，先是鄧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而后就是江澤民提出的“與時俱進”、胡錦濤提出的“求真務實”。堅持這一正確的思想路線，我們就比較成功，也能夠不斷成功、持續成功。即使出現一些問題（這是難以避免的），也能及時調整、適時調整、靈活調整。我想需要強調兩點：一是改革本身是實踐的過程，總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和偏差，總會出現這樣那樣的錯誤和缺點，總會出現各種不同的主張和觀點，因此不要亂戴政治帽子。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曾明確指出：“不要戴政治帽子。改革問題上的不同主張和不同理論觀點，可以展開討論。不要在干部和群眾中分什麼‘改革派’、‘保守派’，要相信思想一時跟不上形勢的同志會在改革的實踐中提高認識”。現在的帽子太多，既有別人給戴的“保守派”，也有自封的“改革派”，凡是市場派就是改革派，凡是私有化就是改革派，反之就是保守派。把中國十分復雜的問題簡單化、臉譜化，忘記了馬克思主義最本質的東西、活的靈魂就在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二是改革是自我創新的社會實踐。一方面，我們仍然需要學習和借鑒國外有益經驗，總結和避免國外有害教訓，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照搬西方國家政治制度“水土不服”、國家失敗的教訓﹔另一方面，我們更需要總結和提升源於中國改革開放實踐的又是原創的“中國案例”、“中國經驗”，把學習和創新結合起來——學習他人是為了自己創新。
第三是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即“堅持以人為本，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群眾首創精神，緊緊依靠人民推動改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個指導思想核心的觀點是回歸到“人民主體論”，人民既是改革開放的主體，還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改革是否成功取決於人民是否以民主的方式參與，是否得到人民的擁護和支持，是否真正使人民受益和分享。所以說，好的正確改革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群眾的路線。我們過去講“人民戰爭”，現在可以講“人民改革”。有了“人民戰爭”才有了抗日戰爭的勝利、解放戰爭的勝利。那麼，有了“人民改革”就會有中國改革的勝利、中國開放的勝利。這就為下一個十年甚至更長遠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一個基本的原則。
第四是改革開放的方法論，就是要解決過河所需的“橋”和“船”的問題。首先要“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1989年2—3月，鄧小平明確提出“穩定壓倒一切”的核心觀點，這是改革的底線。但是趙紫陽並沒有執行這一方針，才導致1989年政治風波越演越烈。也正是十三屆四中全會之后以江澤民為首的黨中央堅決執行了這一方針，才使中國既經受住了1989年政治風波的嚴峻考驗，也經受住了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沖擊和影響。1995年江澤民在十四屆五中全會論十二大關系，其中最重要的也是第一大關系，就是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即改革是動力，發展是目的，穩定是前提。他指出：實踐表明，三者關系處理得當，就能總攬全局，保証經濟社會順利發展﹔處理不當，就會吃苦頭，付出代價。
其次，“膽子要大、步子要穩”，其中“步子要穩就是要統籌考慮、全面論証、科學決策”。這反映了中國改革是漸進主義的過程，由易到難，從局部到整體，由經濟體制改革到政治體制改革，再到其他體制改革。與此同時，對重大的改革開放，能夠抓住歷史機遇，當機立斷，適時推出，如1994年財稅體制改革，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2009年醫療體制改革等，都是產生長期改革紅利、開放紅利的成功案例。
“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頂層設計”最早是毛澤東所說的“大圖樣”蓋房子。1941年他指出：一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不懂得從改造中國中去認識中國，又從認識中國中去改造中國，就不是一個好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說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圖樣。我們要建筑中國革命這個房屋，也須先有中國革命的圖樣。不但須有一個大圖樣，總圖樣，還須有許多小圖樣，分圖樣。這就是歷次三中全會的關於改革的頂層設計，從目前來看，中國的改革已經逐步形成一個十年為期的改革總體規劃，這是中國十年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藍圖和路線圖，這次全會的《決定》則是中國十年“五位一體”改革的總體藍圖和路線圖。“摸著石頭過河”就是“試錯法”，它首先是陳雲同志提出來的，1980年他講，我們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穩。因為我們的改革，問題復雜，不能要求過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論研究、經濟統計和經濟預測，更重要的還是要從試點著手，隨時總結經驗，也就是要“摸著石頭過河”。開始時步子要小，緩緩而行。這絕對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於調整，也有利於改革本身的成功。“摸著石頭過河”就成為改革的重要的哲學方法論。而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則是比較完整的改革方法論。
“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促進，提高改革決策科學性”。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就提出了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結合的做法，即重大的改革舉措，根據不同情況，有的先制訂方案，在經濟體制的相關方面配套展開﹔有的先在局部試驗，取得經驗后再推廣。既注意改革的循序漸進，又不失時機地在重要環節取得突破，帶動改革全局。對如何破解改革難題的一個基本思路，形象地說，就是“有的放矢”，這個“矢”不止一個，而是多個，就是採用毛澤東著名的“十大軍事原則”之一：集中各方力量，各個擊破改革難題。這可以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原則。“不打無准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每戰都應力求有准備，力求在敵我條件對比下有勝利的把握。”“廣泛凝聚共識，形成改革合力”，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治術，隻有解決了治術的問題，才能實現“治道”。這些改革開放的辯証法和方法論都是中國的原創與智慧。
以上成功經驗就是我們的“真知”。“實踐出真知”，改革實踐出改革真知，也就成為今后全面深化改革最寶貴的關於改革知識的財富﹔“知識就是力量”，同樣的是改革知識就是改革力量，這些寶貴經驗必須長期堅持，包括那些深刻教訓必須長期牢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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