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25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史、国史是必修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为此，我们有必要围绕着中国道路与国家制度建设这一主题展开讨论。我们需要了解中国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中国道路从哪里来、目前走到了哪里、未来又将走向何处。为此，就需要了解一下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等人是如何在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但百废待兴的国情条件下创新现代国家制度，真正实现了国家统一、人民解放、民族团结、天下大治的；也应当了解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等人是如何重建党和国家的制度，实现了经济起飞、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的；也要了解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人是如何不断完善和加强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实现中国迅速崛起、全面开放、全面创新的。

本文将基于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对于中国改革的前期背景性研究和专题研究，对全会《决定》进行系统分析，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

一是理解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的里程碑的历史意义。从中国35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视角看，党的三中全会都成为阶段性改革的重要标志，也反映了中国改革自身的发展逻辑和历史逻辑。诚如习近平所言：“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研究什么议题、作出什么决定、采取什么举措、释放什么信号，是人们判断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施政方针和工作重点的重要依据，对做好未来5年乃至10年工作意义重大。”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同样是一次里程碑式的全会。

二是对35年来中国改革的基本评价。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作为大学智库，从第三方视角首次对过去十年（2003—2013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作了一个客观的、科学的后评估，并评价《决定》所总结的中国改革开放成功实践的基本经验。这是今后全面深化改革的知识财富，还是中国改革治道与治术。

三是对中央全会《决定》的指导思想、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2020年目标作一评论和详细解读。

四是解读“五位一体”的制度建设与体制改革的重大部署，以及它们各自的主要目标。

2014年2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他围绕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这一主题作了更加全面深入的讨论，尽管该讲话全文还没有发表，但是我们仍可以从当日新华社所报道的内容中，看到该讲话的核心观点。如《讲话》中指出：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讲话》非常重要，既是进一步贯彻和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讲话，又是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执政纲领，还是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文献。为此，我想从国情研究与学术探索的视角对《讲话》作一详细分析和客观评论，可以作为一个学习体会，供大家分享和讨论。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1992）

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习近平（2014）

新中国成立之后，到底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基本经济制度？由什么经济所有制成分组成？怎样找到一种真正符合中国基本国情、适应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模式？如何处理公有制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的关系？这些终是中国领导人所面对、所需要回答的基本的问题。也正是经历了60多年的不断实践与反复试错，我们才真正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在世界上也是十分独特的，还具有十分强大的优势，这是因为它能充分发挥多种所有制的各自优势，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迄今为止世界各国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经济制度。不过，这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经历了先是肯定、后是否定、再来肯定的曲折的、长期的历史过程，还经历了“两条腿走路”转为“一条腿走路”再转为“两条腿走路”的历史过程。

从中央与地方关系变迁的基本线索看，通过多次体制改革不断从高度中央集权向地方放权，进而发展到规范性的中央与地方分权（包括财权与事权）；从基于频繁的政策调整的不稳定关系，通过多次体制改革试错，进而形成基于制度建设并不断完善的稳定关系；从中央与地方之间博弈机会主义式的不可预见的关系（如“上面的政策总是变来变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通过更加民主与互动协商的制度分享信息、沟通信息，进而形成更加合作的可预见的关系。从政治和经济两个不同的视角看：在经济方面，由中央集权不断向地方分权，以利于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激活地方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在政治方面，逐步推进制度化的中央集权过程，以利于加强政治上的领导力和凝聚力，因而有效解决了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各种弊端，在民主与集中、分权与集权、离心力与向心力、地方活力与全国大局之间找到某种平衡。总的趋势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越来越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进而也越来越具有透明性、预期性和稳定性，确保中国“天下大治”、长治久安。这是中国特有的政治之道和政治经济学。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竞争本质上是国家治理能力竞争，而国家治理能力竞争本质上是国家制度竞争。竞争的规则就是：不进则退，进慢了也是退。我把它称为简单真理。可以认为，在全球竞争中，中国领导人是最先认识到这一个简单真理的。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形势逼人，不进则退。”也正是基于此，过去十多年中国显示了极大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制度优势。

具体地讲，国家治理绩效能不能进行国际比较？我们怎么样从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的制度优势呢？

对此，我也进行了专题的国际比较研究，以便通过国际比较，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的治理绩效比较来“知己知彼”。事实上，不知彼，就不能知己。这就需要专业化的又是量化分析的国际比较。

本书以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主题，也是采取了自问自答的方式，即回答前文所述的八个问题。我们力争从历史视角来梳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如何进行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又是如何影响中国国家现代化总进程和总道路；也从国际视角来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及不同制度的变迁，从而展现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与优越性，也从深层次角度展现中国制度的独特性与优越性，诸如中国如同东方巨人，“两只手”总是优于“一只手”，“两条腿走路”总是优于“一条腿走路”，“两个积极性”总是优于“一个积极性”。最后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比较了中美国家治理绩效（2000—2012年），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国家治理绩效优于美国，我们的总结论是“中国之路”优于“西方之路”，验证了“毛泽东预言”（1962年1月，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邓小平预言”（1987年，邓小平同外宾谈话时指出：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就是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这个目标。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