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35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成功实践。全会公报指出：“全会高度评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5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认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对此，我们如何理解呢？1956年1月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指“三大改造”，这是毛泽东的社会变革和社会创新，但是也采取了激进主义的做法，从原来设想用15年的时间完成，到仅用了3年的时间就完成了。1958年接着搞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尽管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也过纯（社会主义）、过快、过公（公有制）、过大，脱离了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大国之一的基本国情，也超越了极低收入的发展阶段，如同党的十三大报告所自我反省的，“经历过多次曲折，付出了巨大代价”。“这种情况教育我们，清醒地认识基本国情，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极端重要的问题”。毛泽东晚年对中国道路探索的失误也成了邓小平改革的“成功之母”。党的十三大作出了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判断，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邓小平十分务实地从最落后的、人口数量最多的农村发动改革，以渐进改革方式积小胜为大胜，实现了革命性的结果，真正找到了解放和发展十几亿人民生产力的方式和途径。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从这个意义上讲，35年的改革成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
从中国现代历史看，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鲜明特色。先是中国革命的时代，接着是建立新中国的时代，后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代，接着进入改革开放时代。改革开放时代不仅形成了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还是持续时间最长、成就最伟大的时代，也是中国“大踏步赶上”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步伐的时代。按照汇率法计算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978年占世界比重为1.75%，居世界第10位；到2000年提高到3.75%，居世界第6位；到2012年进一步提高到11.5%，居世界第2位。按照购买力平价（1990国际美元）计算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990年国际美元价格），1978年占世界比重为4.9%，居世界第4位；到2000年提高到11.8%，居世界第3位；到2012年进一步提高到20.7%，已居世界第1位。
根据安格斯?麦迪森提供的历史数据，到1950年美国出口占世界比重高达16.8%，中国出口额仅占世界比重的0.9%，相当于美国出口额的5.3%；到90年代，美国被德国超过。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数据，2007年中国超过了美国，2009年中国又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一位；到2013年，中国商品出口额相当于美国的140%。
从现代化因素看，中国和美国的国土面积基本相等，采用发电量衡量的现代化因素，中国相当于美国的水平从1980年的12.1%上升至2010年的97.2%，2013年更是超过了美国，达到了美国的126.5%（见表2—2）。
从中国与美国的技术创新实力看，采用发明专利申请量代表技术创新能力，1980年中国相当于美国的水平为0，因为中国是从1985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专利法》，到2012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已经超过美国，相当于美国的120.3%（见表2—2），从“一穷二白”的中国变成了真正具有更高现代化水平的世界大国。正是在这一时代，中国跨越式发展，后来居上，极大地影响了当前世界和人类的发展前景。
尽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历史性的巨大进步，为世界所公认，并载入历史史册，但是一直受到国内外各种质疑。如某些西方媒体和学者将中国的经济改革故意丑化歪曲为“自由市场经济加一党专制”、“国家资本主义”等。除了国际上“几只苍蝇嗡嗡叫”之外，与此相呼应的是国内也有一股否定改革的奇谈怪论，如“改革停滞论”、“改革倒退论”、“改革逆转论”、“中国非市场经济论”、“强政府弱市场论”，以及挑动民营企业斗争国有企业的“国进民退论”、煽动人民群众斗争人民政府的“权贵资本主义论”等。这些论点就是故意将改革进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各种问题、矛盾扩大化，以片面性替代全面性，以“一点论”替代“两点论”，以支流替代主流，进而否定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的改革开放。诚如毛泽东曾批评过的：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除了意识形态上的需要，这些错误论点既缺乏“实事求是”，更缺乏起码的科学的、专业的、深入的研究基础。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科学地评价过去十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战略部署，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作为十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和行动纲领，使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加以系统化、具体化和可操作，有力地指导了2003—2012年的改革开放。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课题组以这一决定作为十年改革开放的蓝本，首次采用目标一致法和综合积分卡法，将定性目标归类记分转化为定量指标，涉及6个大类、36项、227个指标，并与《决定》中的12个部分和42条所提出的详细内容逐条核对和打分，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十年（2003—2012年）做出科学、客观、全面评估和定量评价，以保证评估与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和全面性。让事实证明，让数据说话，让实践检验。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给出课题组主要的研究结论：
我们高度评价十六大所确立、十六届三中全会所设计的“建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总目标取得重大进展，主要任务基本完成，综合完成率高达89.7%，综合未完成率仅为10.3%。六大类改革评价结果见表2—3。
我们对这十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定量评估是“九一开”，客观上也存在着至少10%的未完成率，突出表现为：首先，部分改革目标没有实现，这包括现代产权流转制度尚不完善，重要法律法规历经数次讨论仍未颁布，充分显示产权制度在具体执行层面的改革难度。其次，垄断行业改革力度有待加强，在放宽垄断行业市场准入和加强自然垄断业务有效监管方面，仍然缺乏有力措施。再次，整体税负持续上升，具体税种改革偏慢，城乡税制统一，物业税改革和地方税收管理权改革等方面改革进度有待加快。又次，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隐性收入、非法收入问题比较突出，职务消费和福利货币化等方面进展相对缓慢，个人收入监测办法尚未建立。最后，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改革领域方面相对过窄，缺乏整体性、系统性；在改革机制设计方面存在一定的碎片化、短期化问题，缺乏治本之策和长效机制；在改革实施过程方面缺乏可检查、可评估、可评价的具体措施。
这就需要在下一个十年全面深化体制改革方面有针对性地着力解决，通过全面改革、深化改革，在重点领域取得新的突破。今天我们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锐意推动“五位一体”的全面深化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35年来的改革开放重要经验作了高度概括和历史总结。这主要包括四条：
第一是改革开放的政治方向，即“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从改革一开始就有三种不同的政治方向或道路。早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就明确指出：“重要的是，全党特别是各级党委，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既要反对那种企图回到‘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错误理论、错误政策上去的‘左’的倾向，又要反对那种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的倾向。”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充满活力，既区别于过去那种僵化的模式，又与资本主义根本不同”。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讲到，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事实上，对中国改革开放而言，确定什么样的政治方向、走什么道路始终是最根本的问题。对此，党中央十分自觉也十分清楚，排除各种干扰，始终坚定不移地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开创中国自己的道路，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诚如毛泽东所言，“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只有政治方向选择正确，道路走对了，我们才能够取得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避免颠覆性的重大决策失误，也避免发生苏联解体“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解体“一分为七”、东欧剧变式的恶性后果。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三中全会都研究讨论深化改革问题，都是在释放一个重要信号，就是我们党将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说到底，就是要回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
第二是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显然，这条思想路线也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先是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后就是江泽民提出的“与时俱进”、胡锦涛提出的“求真务实”。坚持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我们就比较成功，也能够不断成功、持续成功。即使出现一些问题（这是难以避免的），也能及时调整、适时调整、灵活调整。我想需要强调两点：一是改革本身是实践的过程，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偏差，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和缺点，总会出现各种不同的主张和观点，因此不要乱戴政治帽子。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曾明确指出：“不要戴政治帽子。改革问题上的不同主张和不同理论观点，可以展开讨论。不要在干部和群众中分什么‘改革派’、‘保守派’，要相信思想一时跟不上形势的同志会在改革的实践中提高认识”。现在的帽子太多，既有别人给戴的“保守派”，也有自封的“改革派”，凡是市场派就是改革派，凡是私有化就是改革派，反之就是保守派。把中国十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脸谱化，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二是改革是自我创新的社会实践。一方面，我们仍然需要学习和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总结和避免国外有害教训，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水土不服”、国家失败的教训；另一方面，我们更需要总结和提升源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又是原创的“中国案例”、“中国经验”，把学习和创新结合起来——学习他人是为了自己创新。
第三是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即“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指导思想核心的观点是回归到“人民主体论”，人民既是改革开放的主体，还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改革是否成功取决于人民是否以民主的方式参与，是否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是否真正使人民受益和分享。所以说，好的正确改革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群众的路线。我们过去讲“人民战争”，现在可以讲“人民改革”。有了“人民战争”才有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那么，有了“人民改革”就会有中国改革的胜利、中国开放的胜利。这就为下一个十年甚至更长远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原则。
第四是改革开放的方法论，就是要解决过河所需的“桥”和“船”的问题。首先要“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1989年2—3月，邓小平明确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核心观点，这是改革的底线。但是赵紫阳并没有执行这一方针，才导致1989年政治风波越演越烈。也正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坚决执行了这一方针，才使中国既经受住了1989年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也经受住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冲击和影响。1995年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论十二大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也是第一大关系，就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即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他指出：实践表明，三者关系处理得当，就能总揽全局，保证经济社会顺利发展；处理不当，就会吃苦头，付出代价。
其次，“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其中“步子要稳就是要统筹考虑、全面论证、科学决策”。这反映了中国改革是渐进主义的过程，由易到难，从局部到整体，由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再到其他体制改革。与此同时，对重大的改革开放，能够抓住历史机遇，当机立断，适时推出，如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09年医疗体制改革等，都是产生长期改革红利、开放红利的成功案例。
“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顶层设计”最早是毛泽东所说的“大图样”盖房子。1941年他指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这就是历次三中全会的关于改革的顶层设计，从目前来看，中国的改革已经逐步形成一个十年为期的改革总体规划，这是中国十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蓝图和路线图，这次全会的《决定》则是中国十年“五位一体”改革的总体蓝图和路线图。“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试错法”，它首先是陈云同志提出来的，1980年他讲，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这绝对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摸着石头过河”就成为改革的重要的哲学方法论。而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则是比较完整的改革方法论。
“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就提出了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做法，即重大的改革举措，根据不同情况，有的先制订方案，在经济体制的相关方面配套展开；有的先在局部试验，取得经验后再推广。既注意改革的循序渐进，又不失时机地在重要环节取得突破，带动改革全局。对如何破解改革难题的一个基本思路，形象地说，就是“有的放矢”，这个“矢”不止一个，而是多个，就是采用毛泽东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之一：集中各方力量，各个击破改革难题。这可以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原则。“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治术，只有解决了治术的问题，才能实现“治道”。这些改革开放的辩证法和方法论都是中国的原创与智慧。
以上成功经验就是我们的“真知”。“实践出真知”，改革实践出改革真知，也就成为今后全面深化改革最宝贵的关于改革知识的财富；“知识就是力量”，同样的是改革知识就是改革力量，这些宝贵经验必须长期坚持，包括那些深刻教训必须长期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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