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需要利用各种资源，团结各方面力量，建立良好的经济社会秩序，形成全体国民认同，维持整个民族统一。这些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有效的现代政府，制定并实施各种经济和社会政策，有效地发动并推进本国的现代化进程。作为工业化、现代化的后来者，尤其是在二次大战之后的国际竞争背景下，更是如此。国家竞争本质上是国家能力竞争。强者赢，弱者败。
新中国建立之后，现代中国才第一次重新实现统一，真正实现了“一体多元”，尽管是世界上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却具备现代国家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治理能力。诚如罗兹曼所评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旧中国决裂的最有意义之处，就在于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的建立，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为经济高速增长调动了各种技能和资源。中国共产党在调动和扩大资源供给上表现出非凡的能力。
新中国的建立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由分裂到统一、由分散到集中、由分权到集权的过程。通过党中央决策权集中、军队建制和指挥的统一、财政经济体制统一，从而实现了全国的高度统一。这一统一不仅远远地超过两千多年前秦朝的统一，更超过而后的欧洲共同体和欧洲联盟。
这一高度统一的体制极大地增强了国家能力。与近代历届政府相比，新中国政府具备较强的国家汲取财政能力。195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就已经接近15.3%。3年后，这个比重超过了31.4%，比国民党政府的收入比重高出4——5倍。新中国预算收入相对于国民收入的高比重不仅体现在本国历史的纵向比较上，同时也体现在与同期其他11个国家的横向比较上，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在20世纪50年代与中国的人均收入相当。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结构上，实行了高度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央地体系。这是基于现代税收制度建立的现代国家。1950年开始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即财政收入上缴中央、财政支出由中央核定指标。1951—1957年实行了“划分收入，分级管理”体制，实行中央、省（市）、县（市）三级财政管理，以及收入分类分成办法，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支范围。“一五”期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达32.7%，中央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达14.8%。中央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达3/4（约74.1%）（见图6—1）。同时，也建立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系。这时中央政府具有强大的财力支配权，属于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
这一体制建立于新中国百废待兴的背景之下，有着历史的必然性，也为新中国初期的建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彻底完成民主改革，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发动国家工业化，有计划地组织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也造成了“各项行政管理权限较多地集中到中央的情况”，对此，党中央、国务院已经意识到这一体制有其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例如，权力过分集中，中央统得过死，既缺乏经济民主，也缺乏政治民主。特别是中央，“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
图6—1中央财政收入、支出占全国的比重（1952—1978年）
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央地关系“中央过大”（过分集中）的局面，毛泽东发动了第一次经济体制改革，并从“下放权力”入手，调整央地关系。1956年4—5月，毛泽东在讨论中央与地方关系时就注意到苏联和美国模式的不同，并主张中国不应当学习苏联高度中央集权式的模式，而应当研究美国的联邦制模式。他认为，过分的集中，地方权力过小，对建设社会主义不利。他还要求省、市、自治区党委有权制止中央部门一切行不通的、不合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命令、训令、指示、表格，制止“五多”（指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的东西。
在毛泽东强有力的推动下，1956年6月中央和国务院开始着手研究改进经济管理体制。但并不是根本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在这一体制框架下，重点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下放权限，消除权力高度集中的弊端。
同年9月，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不可能设想，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中，中央能够把国家的各类事务都包揽起来，而且样样办好。把一部分行政管理职权分给地方，是完全必要的。因此，党的八大决定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原则，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划分企业、事业、计划和财政的管理范围，适当扩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管理权限，并且注意改进和加强中央各部门的工作。
同年10月，国务院制定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明确划分了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行政管理职权，首次划分为四种类型：中央管理类型，包括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而带有全局性、关键性、集中性的企业和事业；地方管理类型；以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双重管理类型；以地方为主、中央为辅的双重管理类型。在此框架下，详细划分了计划、财政、工业、基本建设、农业林业水利、运输邮电、商业、文教科学卫生、政法、劳动、机构编制、少数民族12个方面的中央与省级政府的职权。当时还设想1956年准备、1957年试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全面实施。
1957年1月，在中央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鼓励地方向中央（部门）要钱、要权。陈云对地方同志要求下放企业管理权，给地方更多的机动财力等要求做了明确答复，认为中央不能包揽全国，应有适当的分权。
1957年11月国务院作出《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适当扩大省（市）自治区管理工业的权限，将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一部分企业下放给省（市）自治区领导，作为地方企业等，开始了中央向地方放权的改革。
1958年2月，毛泽东提出在中国搞“虚君共和”的设想，主张进一步下放权力，打破中央和中央部门“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局面。 “虚君共和”的设想就大大不同于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具有极其深刻的历史意义和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同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再次讲到，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的则集，能分的则分。
在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开始了一系列针对计划体制央地结构的改革。1958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多次会议，中心议题都是经济工作和改进经济管理体制。其基本精神是：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和扩大管理权限下放的步伐。1958年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同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中，将全国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七个协作区，加强了地方力量。此外，大量中央各部所属的企业和事业单位下放到地方，共有88%下放到各级地方政府，中央直属企业的工业产值占整个工业产值的比重，由1957年的39.7%下降为1958年的13.8%。
可以这样认为，1957年以后，中国进入向地方放权的时代，在以行政性放权为核心的分权化过程中，不仅大批下放中央企业给地方管理，而且中央财政收支占全国的比重都大幅度下降，分别低于30%和50%（见图6—1），这是对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的一次重大突破。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已经不属于中央财政集权型，更像地方财政分权型。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再次集权，但是这一基本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这是由于制度变迁路径依赖所致，一旦形成新的利益格局，即使是强大的中央政府也很难打破这种利益刚性，只能做局部的调整，而不是全部的调整，只能做增量的调整，而不是存量的调整。从那时起，虽然中国的政治仍然属于高度集权的政治管理体制，但中国的财政体制类型已不同于苏联的中央财政集权类型，处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行政性放权式改革中。
然而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无论是中央集权型还是地方分权型，都没有能够解决好激发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根本问题。这是因为无论二者关系的改革如何变化，仍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进行的，只不过是从中央计划管理权限向地方政府的计划管理权限转移而已。企业都是政府直接控制、直接管理，并不是具有自主决策权的市场主体。例如“大跃进”政治动员下追求本地区利益，轰轰烈烈地开展了经济跃进，造成了经济过热，又被迫进行调整。由此造成了中国“一统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恶性循环。
这种恶性循环也体现在1970年毛泽东又推进第二次经济体制改革。此次改革一方面是对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国民经济调整和中央“重新集权”的“反调整”，另一方面是为“准备打仗”，包括准备外部敌人入侵中国内地之后，各地能够做到“各自为战”。1970年2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批判和削弱了所谓“条条专政”，提出了旨在加强“块块专政”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这是毛泽东力图贯彻其“虚君共和”的想法，为下放经济管理权限扫清道路的一个举措，也是对官僚机构的一次重大改革。下放后的中央直属企事业单位由10533个减少至1674个，中央直属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42.2%降到6%。但是，这次对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并没有成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又重新集权。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后迅速恢复，显示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在动员和调动全国资源上的优势，以及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同时也显示出这一体制固有的集权惯性。
经过1957年和1970年毛泽东发动的两次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已经从高度中央集权转变为相对地方分权，地方拥有一半以上的财政支出。从国家财政收入结构看，1957年中央财政比重为73.50%，到1978年时已经降至15.5%。从国家财政支出结构看，1957年中央财政比重为71.8%，到1978年时已经降至47.4%。与前苏联等国家相比，中国并不是标准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也不是“标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而是“准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因此一旦发动经济体制改革，就比那些“标准”国家更易于向“市场经济”国家和“中央与地方分权”型国家转变。不过这一转变是渐进式的过程，这之中还经历了一个过渡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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