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強化偽造、變造証件的法律責任

　　“其實，戶籍本身只是統計人口的管理手段，不應與利益糾纏在一起。如果不與利益糾纏在一起，它便只是一個管理工具，也就不會引發多戶籍的現象。”深圳大學法學院教授姚秀蘭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姚秀蘭研究了自先秦以來的戶籍法律制度。雖然暫未掌握一人擁有多戶籍的史料，但她發現了一些脫漏或篡改籍注的情況，譬如，將賤籍改為民籍，將庶籍改為士籍以入仕，中戶改為下戶以逃稅等等。

　　她認為，在農業社會的政治控制和社會管理下，不同階層的人享有的權利不同，因此容易產生篡改戶籍的情況。現在，我國區域間經濟發展、教育機會不均，戶籍管理同樣與諸多利益捆綁在一起。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太元曾對媒體表示，濫用戶籍現象有四點原因，其中之一也是“政府錯誤地用戶籍、身份這些公共信息管理手段來限制人口流入、分配緊缺資源、賦予特殊權益”。與此對應的，公眾會為了在讀書、就業、住房、社會福利等各方面獲取更多利益而“巧立名目”，“生發立戶、分戶、遷出、遷入、結婚、離婚等各種行為”。

　　“從官到民、自上而下的多層次的不尊重、不遵守甚至濫用，是中國戶籍管理的最大危機。”王太元說，違法犯罪者利誘或者威逼管理戶籍的官員瀆職，管理戶籍的官員貪圖私利、瀆職枉法，這些也是戶籍管理之亂的原因。

　　姚秀蘭說，在歷史上，篡改戶籍的違法成本非常大，一旦發現，涉案當事人、官吏都要面臨嚴厲追究，“唐律對這種罪名即有明文規定”。

　　褚宸舸表示，其實，我國對居民身份証的法律規定已較為詳盡，“出台了《居民身份証法》，刑法也有‘偽造、變造身份証罪’。就目前情況來看，違規辦理的情況還比較普遍，說明公安系統內部的監督還不夠，有些人勾結起來辦証，導致問題很難被發現，除非出了事”。

　　姚秀蘭說，歷史上，一些朝代曾建立戶籍審查機制，即戶籍冊登記各項內容與本人核實的制度。例如，漢代法律規定，每年八月進行一次“案比”，官員需逐戶進行戶籍比對，核實畫像、皮膚、身高等內容，打擊脫漏戶籍、隱匿不報或報而不實的行為，提高違法成本。

　　褚宸舸建議，從技術上，按照《居民身份証法》第三條的規定，辦理身份証可嚴格按要求錄取指紋信息，通過技術上的比對，如果有重復辦証，系統就會不予接納。

　　“從法律上，一方面可以強化偽造、變造証件的法律責任，另一方面應該強化對行政行為的監督，畢竟事情都要由人來做。”褚宸舸表示，如果存在不法行為，輕則行政處罰，重則黨紀政紀甚至是刑事處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