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很多人主张“儒法并用”、“德刑相辅”，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主张思想教育手段要和法制处治手段并用。法是他律，德是自律。治理国家和社会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全面规划。我们党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古人这方面的治理思想与经验。以德治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之一，是中华民族应该认真继承，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用好的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中国共产党要长期执政。我们的干部既然做了官，就得有官德。要严格以为官之德来自律。只重“官品”轻“官德”，就会追逐“官品”不择手段，抛弃“官德”恬不知耻；就难免苍蝇滋生，甚至养虎为患。官者，君子也。中国有推崇君子人格的传统。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谆谆告诫，“终日乾乾，夕惕若厉”的慎惕之虑， “载舟”“覆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精神境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百姓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坦荡胸襟，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之德”，与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前赴后继的远大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共产党的各级干部，不妨从传统的君子之德从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优良品格，培养浩然正气。这样的官员，才能“譬如北辰，众星共之”。
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支撑，就是一个“神召”，以这种立足此岸、面向彼岸的价值观对来世灵魂归宿的关注，来为资本主义精神提供终极价值，弥补资本主义精神的缺陷。我们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家园中可用的东西，比一个“神召”丰富得多。比如，“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义担当，“见贤思齐”、“见义勇为”、“知行合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省吾身”、“君子慎独”的修身之方，“百善孝为先”、“孝悌忠顺”、“家和万事兴”的齐家之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理政之道，“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致中和”的经世方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舍身取义”的爱国情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凛然正气，“仁义礼智信”的基本价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奋进态度，等等。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朝气蓬勃，并不断发展壮大，始终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就因为有如此丰厚的精神家园，如此强大的精神支撑。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几千年传承着的集体记忆、集体呼唤，远比西方文化中“创世者”的一个“神召”来得强大。激活这些精神基因，有助于去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伦理”，把“资本”的冲动与“诚信”的建构成功结合，形成勤勉做事、平实做人，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
今天，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要轻看另一个“决定性作用”——具有突出优势、深厚软实力和重要精神支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基因一旦激活，不断生长和放大，就可以形成百病不侵的抗体，百折不挠的动力，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伦理和新精神。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
作者感言：
我认为思想的力量是中华民族的根基。信仰的动摇是危险的动摇，信念的迷茫是最大的迷茫，理想的摇摆是根本的摇摆，思想的滑坡是致命的滑坡。在信仰的荒漠上，活不了无根的植物，立不起伟大的民族。世界上许多经济体的发展在连续增长后，往往出现拐点，由盛而衰。中国经济能否迈过这个坎，持续发展？再往下走，每一步都是惊险的一跳。这一阶段，思想难以统一，心理常常失衡，顾此往往失彼，步子容易迈错，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机遇容易丢失。我们必须把高度的责任感、清醒的危机感化为加强学习的紧迫感，把外部的巨大压力转化为内部的高度自觉，多一点学习、多一点思考、多一点实践，少一点无谓的应酬、少一点虚妄的空谈，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提高思想力。
习总书记说，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正在接受现代市场经济考验和洗礼的中华民族，不会离别自己的精神家园。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可以使之变成我们内心的源泉动力，做到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经世致用。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各项改革箭在弦上。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个人利益的觉醒，如何把经济冲动与道德追求、把物质富有与精神高尚结合起来，检验着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关乎市场经济的成功程度。改革之途，国家、社会、个人，应该焕发什么样的精气神来？近期公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给出了答案——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人民论坛记者刘赫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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