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良：新型智库建设与思想力量彰显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思想和新内容，也是党中央在重大的改革决策中第一次对智库建设作出决定和提出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凝聚民智民力、彰显思想力量，全面深化改革、共图发展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举措。
美国智库引人注意的“关注”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于去年11月9日到12日召开，全会的主要内容在12日晚间才以“公报”的方式正式公布，但第二天，在美国的媒体上就已经可以看到它们一些著名智库的评论：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中国提出‘市场决定性作用’可能不管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中国新‘国家安全委员会’：眼前的问题”，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表“三中全会与国有企业：向前一步还是退后一步”。紧接着，11月14日，美国外交学会发表了“北京的视角”的评论，美国全国亚洲研究所发表了“中国损害性社会实验：独生子女政策”，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则发表了“中国在三中全会公布广泛改革议程”的评论，如此等等。
纵观这些报告和评论，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反应迅捷，大有抢占先机之势。这与这些智库长期从事专题和跟踪研究分不开。并且智库的见识大多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多是有备而发。二是问题集中，观点鲜明，基本上是从美国的国家战略发展和政策制定需要来思考和研究问题。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等，无不以美国国家利益和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三是价值导向清晰，多为政府和主流社会舆论需要服务，对大众起到引导作用。例如对中国独生子女政策问题的解读，尽管多有片面、失真，但有些智库还是乐此不疲，以此赢得声誉。不难看出，智库的言论颇接美国社会之“地气”。
智库：“我们的武器”
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智库的这类作用和表现延续已久，自上个世纪60年代初肯尼迪政府以来更加凸显。上个世纪50年代末，美国就对社会科学如何有助于“国家建设”作过深刻的反思，并认为美国在确立“全球主义”对外政策体系和全面动员的“国家安全体制”后，在现代科层制和国家政治“技术治理”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和社会科学界的交往应该不断加强，社会科学家要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参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制定，政府的决策体系也需要得到社会科学界的智力支持。社会科学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成为美国全球化的需要，也成为美国“安全体制”建设的需要。1958年美国发布的国防教育法，就是要让美国的教育为其国防实力提升和国家安全服务的。这以后，特别是在美国的一些著名高校，“统御”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意识就是为政府服务、为国家发展需要服务，尽“国家建设”之责任。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美国政府的极力推进下，就职于诸多学术中心、从事各类科学研究的大批学者开始将他们的思想转化为政府的政策建议，于是各类智库纷纷成立。遍布美国高校及社会各方的智库，俨然成为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特征，成为美国社会科学彰显思想力量、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美国政府也加大了对适合政府需要的研究机构的资助力度，越来越擅于利用智库的作用。许多学者也把自己在各类智库的研究成果，看作是为“国家服务”、利于“国家建设”的一种努力。对此有的美国学者坦陈，在“冷战”背景下，社会科学的“真理”远不仅仅是一种大家所共同寻求的知识产品，它也被看作是“我们的武器”。曾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的邦迪也曾直言，美国社会科学学术界应该做更多的事，不仅仅是生产供同行们参考和评价的新学术著作，还“要与那些在政府里积极有为……拥有和使用权力的人从同样的立场出发”去工作，如此学术界和整个国家都会受益。
近年来，中国经济“硬实力”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但在总体态势上，“西强我弱”的格局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不断提升我国的“软实力”是从根本上改变“西强我弱”态势的重要方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就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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