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任伍：中国进入思想创造第四个时期
众所周知，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如此迅速，以至于让整个世界为之瞠目结舌。2013年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中国仍然保持了7.7%的增长率，经济总量达到568845亿元。确实，今日之中国不乏奇迹，神话般的故事无处不有，学术研究也如日中天，发表的论文数量、申请的专利数量和GDP一样增长迅速，已经成为世界老二。然而在我看来，改革开放35年来，有比GDP、专利、论文这些显性成果更精彩、更动人的收获和故事，那就是今天中国开始进入思想创造的时代。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更是影响世界的利器。没有思想的时代是可悲的时代，没有思想的行动是苍白无力的。一个好的思想，胜过千军万马。试想如果没有马克思卓越的思想，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没有毛泽东的杰出思想，就不可能有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存在；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繁荣小康的今天。
思想比黄金更重要，历史就是一面最好的镜子。很多学者有一个共同的看法，那就是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个思想活跃、思想家辈出的时代。一个是春秋战国时代，一个是宋代，一个是民国的北洋时代。人们似乎不可理解，因为与这三个时代同步的社会并不稳定，经济也不发达，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但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正是因为这三个时代人们思想的解放，思想的活跃，带来了民智的开发，科学的发展，开启了后来秦汉、宋明和新中国的统一、繁荣和中兴。无独有偶，在西方也有三个被公认为思想活跃与兴盛时期，即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同时的古希腊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和20世纪开始的民主自由大论战。这三段时期同样开启了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和人类文明的复兴和繁荣，古希腊罗马文明成为西方文明的活水源头，文艺复兴带来了工业革命，民主自由大论战带来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新技术革命、信息革命。
显然，没有思想上的解放和革命，就没有民智的开启和社会经济的繁荣。西方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得益于古希腊时期思想的百花齐放，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得益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今日中西文明从形式到内容乃至概念，无不是古希腊和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的延续、延伸和发展。思想的力量是无穷的、巨大的，是物质、技术和精神的活水源头，没有新思想的形成，经济的发展、新技术的创造是不可能的。
刚过世不久的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说过，中国过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绩令人惊叹不已，但是，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存在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确实，在被誉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中国制造”风行世界，这种依靠大量资源投入和人口红利的增长，确实给中国带来了很多问题，这就是中国进入矛盾多发期、改革深水区攻坚期的根源所在，也是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因所在。正是基于这些忧患，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邓小平开启的思想创新、思想解放遗产，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梦”思想，提出了“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思想。正是这些思想，引领着中国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这个“中国梦”。可以说，中国正处于思想活跃、新思想辈出的第四个时期，或者说进入了思想创造时期。
中国从来就不缺伟大思想，也不乏伟大的思想家。但新思想的创造、伟大思想家的诞生，需要建设一个开放的、完善的思想市场。思想市场的形成远比商品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人才市场更有价值，影响更深远。那些有形的市场影响可能只是一时一地，GDP的增加只能物质富裕一些居民，而无形的思想市场的形成将影响整个时代、整个人类，它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比那些“中国制造”的故事更加丰富多彩，更能影响世界，感动世界。
开放的、完善的思想市场的形成，能够与各种社会力量交相呼应，互为融合，共奏出和谐之韵。虽然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不能防止错误思想或邪恶信念的产生，但历史已经表明，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服有效的化解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威胁社会稳定。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不仅是学术卓越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开放社会和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道德和知识基础，没有这样的思想市场，人才的多样性必将枯竭。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商品市场的引入不仅为中国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也幸运地引导中国找回自己的文化根源。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从而更具可持续性。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和融合，能使中国复兴和改造其丰富的文化传统。假以时日，中国将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中国思想创造市场的形成，不但惠及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将在精神和物质上极大地惠及世界。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思想小传：
唐任伍，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公共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MPA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管理思想史首席专家。承担过国家和省部级以上课题数十项，获得北京市、国家教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发的各类优秀成果奖十余项。
唐任伍教授的核心研究领域为全球化与行政效率、经济思想史。近三年来，唐教授撰写主编了《世界管理思想史》《2011中国民生发展报告——迎接“十二五”保障与改善民生挑战》、《2011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新公共管理视野下中国省级地方政府的投入与产出》、《2012中国民生发展报告——跨越变革世界的“民生陷阱”》、《2012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消除社会鸿沟》等著作。
唐任伍教授指出，“提升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是实现我国国家战略的关键”，他认为“省级地方政府在我国行政管理体系链条中具有承上启下、左联右结的枢纽作用。省级地方政府的效率如何，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实力和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高效廉洁的省级地方政府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关键，是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的关键”。
唐任伍教授主张，中国应谨防陷入“民生陷阱”，中国要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私人、中介、家庭的作用和优势，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发展社会事业，使居民收入增长和GDP增长同步，克服民生改善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弊端，让老百姓“国强民不富”的感觉变成“民富国强”，这样才能避免重蹈“民生陷阱”的覆辙，始终保持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人民论坛编辑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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