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任何Ideas创新都会具有巨国规模效应。这是因为中国总人口规模大，其崛起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崛起过程。例如美国1870年开始崛起时只有4020万人，到1913年时为9000多万人；1950年日本开始崛起时为8380万人，到1973年时为1亿多人； 而1978年中国开始崛起时总人口为9.6亿人。同一种创新对不同规模的人口会有极大的边际性差异，也反映了中国Ideas的规模效益。正是由于这种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难以比拟的规模效益，一个好的思想诞生于中国、作用于中国，就如同精神“原子弹”，可以发挥无比的威力，并且还可以转化为物质“原子弹”（指强大的物质生产力）。
如何创新正确的思想和观念？它们不是凭空产生的，至少有以下三个重要来源：
老观念。新观念相对老观念是“新的”，但却又“孕育于”、“发生于”老观念。它是对老观念的历史学习、历史记忆、历史继承、历史再创新。凡是经过历史筛选而留存下来的好的观念，都可能成为历史财富。一个国家或社会历史越长，历史财富就越丰富，后人可利用的历史资源就越多。例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路线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是对1956年党的八大路线的历史记忆和历史继承，同时也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时期深刻教训的历史反省和历史学习。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是前人的宝贵经验还是深刻教训，都可能成为后人的历史资源，成为后人创新正确思想观念的基础，让后人实现“古为今用”。
外部观念。新的观念，还可能来源于在对外开放条件下对外部观念的获取、消化、吸收、应用和再创新。一个社会越开放，获得外部观念就越多，产生新的观念的可能性就越大。例如1978年和1979年邓小平先后访问8个国家，接见外宾几十次，许多重要的改革设想都是在对外交流中形成的。可以说，邓小平是新中国思想最为开放、最为活跃的领导人，同时也是观念创新最多的领导人。这非常符合充分利用现代化“后来者”的“后发优势”要求，即学习现代化“先行者”的成功经验，同时避免其失败教训，从而帮助后来者实现“洋为中用”。
社会实践。无论是老观念、外部观念都是他人的、间接的观念，新观念最重要的来源还是直接的、亲力亲为的社会实践。诚如毛泽东所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中国的改革是十几亿人民参与的改革，也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社会实践，这本身就为新观念的创生提供了认识来源。诚如邓小平所讲，“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了历史的继承，才能有创新；有了开放的学习，才能有更多的创新；有了广泛的社会实践，才能有更大的创新。中国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创新观念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接受社会实践检验的过程，诚如毛泽东所言：“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这样，人们可以不断地因成功而创新观念，又可以不断地因失败而修正观念，从而实现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即“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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