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美國中東政策“再調整”並未完全消除舊問題，反而產生了一系列令其頭疼的新問題。

　　首先是極端宗教勢力加速蔓延。中東世俗政權，如利比亞和敘利亞，本來是鎮壓極端宗教勢力的中堅力量，但西方國家的干涉，使這些國家不同程度地出現權力真空，從而為極端宗教勢力蔓延提供契機。敘利亞過去一直與恐怖主義絕緣，但自2011年陷入動蕩后，國外宗教武裝分子通過各種渠道涌入敘利亞。利比亞也是類似情況。2011年動蕩前，利比亞主要聖戰組織“伊斯蘭戰斗團”已銷聲匿跡，但該國政治動蕩使其重趨活躍，的黎波裡軍事委員會主席貝爾哈吉和東部城市德爾納軍事委員會負責人哈薩迪，均是“伊斯蘭戰斗團”的前領導人。美國對部分中東國家內政的肆意干涉，促使“基地”組織等極端宗教勢力獲得新的喘息和發展機會。這些極端勢力的壯大，使美國面臨的非傳統安全威脅重新加劇。

　　其次是政治伊斯蘭勢力在中東壯大。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美國在中東力推民主轉型的“政治豪賭”，使政治伊斯蘭勢力成為最大受益者。由於政治伊斯蘭的價值觀與西方格格不入，雙方交往歷史充滿敵對，因此，中東政治“伊斯蘭化”，某種程度上意味著美國正日漸失去對中東局勢的控制能力。穆爾西當選埃及新總統后，親赴伊朗參加不結盟運動峰會以及在巴以沖突中支持哈馬斯，表明新埃及正在推行遠離美國的外交政策。奧巴馬政府曾矢志改善與穆斯林世界關系，但阿拉伯世界反美情緒不降反升。2012年6月美國皮尤中心調查顯示，美國在幾個主要穆斯林國家的支持率都較2008年略低，而且美國援助力度越大的阿拉伯國家，反美情緒越高。美國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2012年6月的報告指出，“美國外交官和軍官與幾個阿拉伯國家君主和將軍決定美國在中東活動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

　　2012年9月11日，美國駐利比亞大使在班加西遭襲身亡，時任國務卿希拉裡大惑不解：“這怎麼會發生在一個我們幫助解放的國家，在一個我們幫助免遭摧毀的城市？”解答希拉裡留下的疑問，也許就是擺在新國務卿克裡面前的首要難題。

　　（作者系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