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李世民剛當皇帝不久，就遇到一件棘手的“帶刀案”。那一天，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奉召進宮，忘了解下腰間佩刀便進入東上閣，當時看守宮門的校尉也未察覺。直到長孫無忌參見完畢，告退，出了閣門，返回至宮門口，監門校尉這才發覺長孫大人是帶著刀見過皇上。這可犯了皇家大忌，“按律當斬”啊，校尉知道捅了天大的婁子，不敢隱瞞，即刻報告有關部門。
　　長孫無忌不但是開國元勛，位極人臣，又是太宗的大舅子，皇親國戚，這事出在他的身上，就不太好辦。尚書右仆射封德彝慣會迎合苟容，他揣摩皇帝的心思說：“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認為守門武官失察，是為失職，罪該處死﹔而長孫無忌身為重臣，為人表率，卻粗心大意，忘記法度，“誤帶刀入”，應處以“徒二年，罰銅二十斤”。
　　南宋鄭克在《折獄龜鑒》裡述及封德彝的論斷時，有一句“無忌贖”的話，顯然，這位封先生不是不懂法，而是對長孫無忌這樣的皇親顯宦採取了“罰銅贖罪”的對策，即以罰代刑，以罰減罪。他心裡明白，對於長孫無忌這樣的高層人物，“罰銅二十斤”不過是小菜一碟﹔至於兩年徒刑，執行起來也不乏周旋的余地。君不見，死刑尚且可以緩刑，無期可以有期，何況還有監外執行、因病假釋等等補救措施？而那個倒霉的校尉，不過是個地位卑微的無名小卒，怎能與王公大臣相提並論？也就隻能被封先生當作秉公執法的標本了。封德彝發表如此高見，自是為了讓皇上滿意。果然，“太宗從之”，完全同意他的裁斷。
　　然而，大理寺少卿戴冑，卻據法反駁道：“校尉不覺，無忌帶刀入內，同為誤耳。”兩人犯了同樣的過失，依大唐法律皆為死罪，怎麼可以判決畸輕畸重呢？戴冑接著又說：“陛下如果考慮長孫無忌的功勞，不治他的重罪，臣當然聽候聖上裁定﹔但這絕非司法機關量刑的依據，如果應該依據法制，那麼對無忌罰銅，就是用法失當。”
　　戴冑很會拿法來說事，哪怕你官高爵顯，功勞再大，如果犯了法，同樣要依法追究，罰當其罪。此刻，他的一番辯駁，實際上就是在考驗唐太宗：看你是選擇開私恩還是奉公法？話說到這個份上，李世民不得不擺出公正的姿態，搪塞道：“法律不是我一個人的法律，乃是國家的法律，怎能因為長孫無忌是皇親，就可以徇私枉法呢？”遂命再議定處理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