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子重審，封德彝大概已猜透了太宗的心思，仍然堅持原先的意見，果然，太宗“將從其議”，准備批准他的判處。然而，戴冑又反駁道：“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過誤，不當獨死。”守門武官是因為長孫無忌才犯了罪，依法應當從輕判處﹔如果都有過錯，那也不該判他一人死罪呀。戴冑這話暗藏機鋒，充滿了無可辯駁的邏輯力量。言下之意是，兩人同罪同罰，要死都死，要活都活，看你選擇哪一種？想必戴冑也明白李世民要放長孫一馬，搞點特殊優待政策，所以，他出於公正之心，才為校尉仗義執言，爭取司法的公平。
　　說到最后，戴冑“敢以固請”，堅決請求太宗“收回成命”，這種鐵面無私、鍥而不舍地追求公正的執法精神，多麼可貴。正因為有了他的二度交鋒，據法力辯，才促使李世民回心轉意，對貴賤親疏一視同仁，作出明智的決定。終於，“太宗乃免校尉之死”，涉案二人都得到從輕發落，此案得到公正解決。
　　這件案子的審理過程實在耐人尋味。唐太宗由偏私到公正，盡管顯得頗為被動，但作為一個擁有生殺予奪之權的帝王，他終於能夠接受別人的勸誡，糾正錯判，不能不說是公正的。然而，如果依照唐律（暫不說它是否合理），長孫無忌帶刀上殿，校尉不覺，本該一同處斬，現在僅因為皇帝要保住皇親兼高干的長孫無忌的腦袋，同時又不得不顧忌司法公正的面子，才使得校尉搭上長孫無忌的救命車，僥幸地撿回了一條小命。所以，這個公正是相對的、有限的，仍是權力和私情在法律中的雙重發酵、雙重干預的結果。
　　君主專制下的“法治”，往往受到君主權力、情感的節制和影響。皇帝一念之間就可以決定一個人的生死榮辱，因此，出現權大於法、以情代法的現象，毫不足怪。在皇權大於天的人治環境下，由於領導者的權力干預，阿私取容者的說項，以及關系網的干擾，司法人員把持不住天平，勢必徇情枉法、營私舞弊、判決不公，真正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維護司法公正，實在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