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未來掌握在歷史素養高的年輕人手中，國家才有希望

就歷史教學而言，教理科班的老師更幸運，因為更有利於擺脫考試的束縛，空間比教文科班相對要大得多。同時，理科班的歷史老師責任也要大一些。從理科班走出去的孩子進入大學和社會后，他們幾乎沒有再系統學習歷史的機會，甚至一些人都不再看歷史書，他們了解歷史的方式常常是通過電視劇和電影，而我們歷史題材的影視作品很多都是培養憤青的“經典教材”。西安反日游行中的砸車者蔡洋就是一個痴迷於抗日電視劇的青年，他的舉動跟歷史課堂教育的隨波逐流和媒體教育的煽風點火，也許不無關聯。

所以，中學課堂給孩子的東西，很可能奠定其在歷史和社會思考上的智力高度。中學的歷史課堂不應該過分關注孩子的觀點是否正確，是否跟老師一致，而應該關注孩子是否習慣在事實不全面的情況下懸置判斷，是否學會了尋找全面對稱的信息，是否能做到觀點之前有事實、觀點與觀點之間有邏輯。隻有把課堂關注點放在這些方面，我們的孩子才可能避免成為義和團或紅衛兵。國家的未來掌握在歷史素養高的年輕人手中，國家才有希望，才會有真正的和諧。

教育要做的重要事情，是從不同角度切入，讓學生變得更智慧而不是更傻。我們過去所受的教育，給了我們很多思考的條條框框，某種程度上是在削弱思考。比如“規定動作”告訴我們，時勢造英雄。馬克思曾經在一封信中說，沒有拿破侖，也一定會另外有一個類似於拿破侖的人取代他，領導法國繼續革命。於是，我們以猴子學樣的態度忠誠地拘泥於字句。隻要時代需要，就一定會出現一個杰出人物嗎？那1840年鴉片戰爭的時候我們不需要杰出人物嗎？甲午戰爭我們割地賠款的時候不需要杰出人物嗎？八國聯軍打進北京的時候不需要杰出人物嗎？其實，所有這些時候，我們都需要有一個力挽狂瀾的人物出現，但是他並沒有出現。可見，杰出人物並不總是出現，而有一定偶然性。不過，當時代形勢呼喚杰出人物的時候，出現杰出人物的概率的確增大了。所以，時勢和英雄之間不是一種必然的因果關系，而是一種概率上的因果關系。

我想，歷史教學需要把以前的那些經典的結論、理論，在腦子裡過一過：這是絕對的嗎？有沒有另外的可能性？即使我們老師不一定能把歷史最精華的部分展示給學生，但至少我們可以放學生一條生路，給他們打開一扇窗，讓那些有求知欲、有渴望的人能夠從這個窗戶跳出去。這是一個起碼的原則。

上好理科班的歷史課，不僅有助於培養“國家公民”，也有助於“個體”身份的形成。歷史是個體身份認同的關鍵。它有助於自身定位，明了個人在時間長河中的位置，以及個人與全體人類的聯系。如果一個人不知道他的根，不知道他在人類歷史長河中的位置，那他就喪失了完整的自我意識以及民族意識。而這種意識，恰恰是個人全面發展與負責任的公民身份形成所依賴的基點。當然，獲得理科歷史教學的自由，不僅僅需要沒有高考束縛的客觀條件，還需要教與學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