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把营业税改为增值税？

　　沈强认为，作为一张城市名片的足球俱乐部，在体现公益价值的同时，应该得到政府的支持。

　　“既然一个地方的足球俱乐部承担着公益性等社会责任，同时又无法实现自我盈利，政府为什么不能给予一些政策上的支持？”沈强说。

　　这个提议并非不切实际。日本、韩国的足球俱乐部早已享受到了国家税收政策的优待。早在1975年，日本足协就被注册为公益性财团，各足球俱乐部具有公益性质。此后开始享受税收优惠。韩国不仅对足球俱乐部的税收十分优惠，球员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也较低。

　　曾经作为代表参加国家税务总局就该问题调研会议的沈强提议：“我们引进国际顶尖的球员和教练时，能否参照国家对引进国外高新技术人才的标准进行减税？”

　　此外，沈强希望税务机构能将俱乐部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俱乐部目前不盈利，如果可以由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可以减轻一部分负担。”

　　沈强认为，不能把足球职业联赛定位成纯粹的商业行为，因为足球俱乐部和职业联赛体现了很强的公益性。很多领域的公益性事业，都有减免税负政策的支持，如果俱乐部可以享受到税收政策上的优惠，那么投资人必然受到鼓励，对足球产业也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投入与产出倒挂的足球学校

　　在绿城俱乐部办公楼的不远处，就是浙江绿城育华桃花源学校，中国为数不多的足球学校之一，诞生于2004年，占地216亩。

　　身穿不同颜色训练背心的孩子们追赶着一只足球，口哨伴随着叫嚷。浙江绿城育华桃花源学校校长助理吴剑辉告诉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这里的学生覆盖了小学到高中各阶段，根据足球水平分为专业队和非专业队两种。

　　从2004年绿城集团董事长宋卫平投资办学至今，通过绿城足球学校考入浙江大学、宁波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学员有114人，为绿城一线队输送队员38人，为各级国青、国少队输送43人。

　　平时就住在学校的孩子们每天都愿意将大约半天用在踢足球上。绿城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沈强告诉记者：“因为中国足球整体水平偏低，没有多少家长愿意把孩子送进足球学校。培养一个足球人才的成本也非常高。”

　　沈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从7岁到18岁，培养一支30人的青少队，通过不断调整和筛选，最后进入一线队的可能只有一两名队员。而学校每年投入到这一两名队员身上的平均花费大约近百万元。“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足球学校会大量萎缩，俱乐部不愿意在这方面投入。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

　　与此同时，中国在青少年球员的转会机制上也有缺陷。沈强举例说，绿城足球学校培养出一名青少年选手，绿城俱乐部为其在中国足协只能注册为年限不超过5年的“培训合同”，而不能注册为“职业合同”。当这名球员结束5年培训合同、改签职业合同时，可以选择绿城俱乐部和其他俱乐部。此时，他又是不归属任何俱乐部的自由人，可以把自己出售，由此产生的收益只能归其个人所有。“这种培养对于俱乐部自身来说，根本没有保证。”

　　同时，由于接受足球培养的人口基数较低，出材率更低。很多俱乐部会出高价吸引这样的青年球员。“比如有俱乐部愿意出年薪300万给这位球员，绿城要想留住他就必须花500万元。有的球员培训合同未满，就有俱乐部高价来买。如果绿城不能出更高价格，球员宁愿耗在那里等合同期满。”

　　这意味着，一家俱乐部花高价培养一个职业选手，成材后想留住他反而要花费更大的价钱购买。“还不如直接购买一个成熟球员。但绿城更看重的是在青少年球员长期培养机制的坚持。所以我们学校一直在努力。”吴剑辉说。

　　这种投入与产出倒挂的尴尬是沈强和足球学校的负责人难以解决的。他们希望中国足协出台一些针对俱乐部培养人才的保护措施。“不然，这个性价比就太低了。”沈强说。

　　(金佳玉、吴诗凡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