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女儿！”
一个舞蹈结束，孩子们涌到了后台。在舞台上保持的如花笑靥，立马垮了下来。
一个胖男孩一把扯下绣花的背心，拧着粗眉毛大叫：“都怪音乐放得不对！害得我们都跳错了！太糟糕了！太差劲了！”
王小旭也生气地帮腔：“就是！音乐全错了！”
“砰！砰！”见没人向他道歉，男孩又使性子重重跺脚，眼见着就要大哭起来。
就在这时，拍手声和一个嘹亮的女声同时响起。“孩子们！好了，你们表现得很好！听，外面都是掌声！不要因为别人的小错生气，控制好你们的情绪，准备下一个节目！”
这是智光的创始人、女校长王丽娟。为了让孩子们站上舞台，年过花甲的她也亲自上阵。
学校的孩子都喊她“校长妈妈”。她走在学校里，孩子们都会主动跑过来打招呼、拥抱：“妈妈！妈妈！”王丽娟总是不厌其烦地摸摸他们的脑袋。
1998年，52岁的王丽娟孤身一人，创立了这所民办非营利学校。她给学校取名“智光”，寓意是“为智障学童提供智慧之光”，帮他们寻找出路。
和孩子吃饭间，王丽娟把食堂为她准备的一只鸡腿，递给了她刚捡回来的“女儿”。中国青年报记者到访时，她正在织毛衣，正是给新来的“女儿”织的。“原来也有十多件毛衣，一件一件全给他们了，只能自己织了。”
“我妈妈就是一个老好人。”“女儿”有点调皮，偷偷地在记者耳边说道。
只要孩子们练舞，王丽娟都会在场，带着孩子重复一个又一个动作。排练《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半年，王丽娟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一直忙到晚上10点。“有时我累到直接瘫在地上。”
她的汗水不仅洒在练舞的地板上，演出服也是一大难题。
智光学校的经费并不宽裕。为孩子们采购食物的田老师，每周一早6点多都要赶到附近的农贸市场。在市场，田老师都是以一角钱为砍价单位，“砍个一毛两毛，积累起来也不少”。这样省吃俭用，才省出了舞蹈队的服装钱。
但他们也不敢买现成的演出服。“每一套都太贵了，我就去批发市场买被面、别针，还有几台缝纫机，我们自己给孩子缝制服装。”王丽娟说，“戴的头饰也是自己做的，把珠子用线串起来，再缝上去。”
白族女孩火红的绣花夹袄、坠白穗子的花圈头饰，白族男孩的白绸对襟衫和镶金边、绿边的黑马甲，藏族姑娘、小伙的长袖藏袍……每一片花瓣、每一道轧边，都出自智光老师之手。
趁着孩子们练舞累了休息的间隙，她们都要赶着缝制服装。也因此，服装并不华美。孩子们抬高手臂，常会露出一截羊毛衫的袖口。藏袍裙下，也只能穿着校服裤子和白布鞋。
2009年6月，《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首次在北京世纪剧院公演。
舞台上，灿烂的灯光下，白雪公主身着纯净洁白的礼服，一袭黑发披肩，脸上绽放着灿烂和善的笑容。王后头顶金色王冠、手持彩蝶魔杖，舞动着身姿。7个憨态可掬的小矮人手舞足蹈着……一群特殊的孩子在谱写着他们的舞台梦。
智光雨在整场演出中作为主持人出场，他是另一种天才。在智光学校生活了10年的他，写下了13万多字的自传，取名《爱之花》。他还创作了23万多字的武侠小说《大风行》。
当跳完一曲舞蹈，他们用力地给观众一个超过九十度的鞠躬。台下，满堂喝彩，掌声如潮。
不少智障学生的家长主动跑上台去，给自己的孩子献上了花篮。
他们还纷纷拉着自己的孩子，对着台下的观众骄傲地大声说：“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女儿！”
幕布背后，老师们落泪了。
“有的学生原先见到陌生人，都会用手捂住脸，不敢开口说话。现在站上舞台，面对那么多观众，能够自如演出……”王丽娟骄傲地看着自己的学生。
“现在，小旭学会了很多知识，脾气也收敛了很多。她已经能看懂站牌，能自己一个人乘公交车了！”于妈妈难掩心中的喜悦。
“在我的一生中，有数不清的好心人帮助过我，我要把我的书献给爱我的母亲和培养过我的校长妈妈和老师。我只想让他们知道，我在努力。”智光雨在《爱之花》中写道。
时至今日，他的小说已经出版了。很多舞台上的“小明星”，也都找到了工作。
这些年，智光学校共计培训了智障儿童800多人，成教部已有100多个孩子走上了工作岗位。但同时，学校却因拆迁颠沛流离。
如今的学校所在地，是他们第5个家。每次搬家，都是王丽娟独自一人坐公交车找房子、带领工程队施工。她几乎跑遍了北京的区县，每次都是“从废墟上崛起”。
2012年底，王小旭和她的同学们再次登上了北京的舞台。这一次，是为了让智障舞蹈团走进联合国举行的慈善募捐义演。他们表演了藏族、白族舞蹈等节目，12个节目串成了65分钟的演出。“在舞台上，孩子们证明了，他们不比健全人逊色。”王丽娟说。
“他们是最单纯、最善良也是最有灵性的孩子。”黄老师说。
每周一，田老师出去买菜，孩子都会站在门口等他回来。老师们都说：“只要王丁丁站在门口，就知道田老师出去啦。”
当田老师进门的时候，他们会给他一个热乎乎的拥抱：“田老师，抱抱。”
这个瞬间，他们不是舞台上的小明星，也不是暴躁的小患者，只是最普通的孩子。（记者 庄庆鸿 实习生 翁菁 严家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