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偉 吉林大學考古系原副教授，從事夏商周考古教學研究工作。1992年，按知青政策返京，歷任北京市西城區文委主任、政府副區長、區政協副主席等職。其間主持歷代帝王廟、白塔寺、李大釗故居、萬鬆老人塔等多處古建的騰退、保護與研究工作。現任中國文物學會副會長、北京歷代帝王廟保護利用促進會會長、西城文史學會會長。

2005年歷代帝王廟維修后外景

北京廣濟寺方丈演覺法師書

維修后的歷代帝王廟大殿內景

　　在古都北京的皇家廟宇中，有一座歷代帝王廟。歷代帝王廟最初由明太祖朱元璋創建於南京（今已無存），明嘉靖皇帝再建於北京，並曾得到清順治、康熙、雍正、乾隆等多位皇帝的特別關注。明清皇帝的話語權與導向性，決定著歷代帝王廟的發展走勢。我想先闡述他們之間的關系，再通過對諸帝言論的解析，闡述歷代帝王廟的歷史地位與價值。

　　明代：初創與重建

　　朱元璋崇祀的歷代帝王，都是統一天下的開創之主。但是，沒有入祀秦始皇、晉武帝和隋文帝，是因為所謂的功德有愧。

　　考察我國歷史，帝王廟之設，遠早於明。唐天寶年間，玄宗就在京城長安為三皇、五帝、周武王、漢高祖分別建廟祭祀。但帝王廟冠以“歷代”二字，則是朱元璋在明朝初年創建的，起因與當時的政治局勢和民族關系有關。中國歷史上，由北方民族建立的割據政權並不少見，而元朝更是一個由蒙古族人建立的大一統王朝。但它實行“人分四等”的民族歧視政策，漢人地位最低，漢蒙之間文化沖突不斷，終成“胡元制主”不及百年的致命軟肋。朱元璋以“驅除胡虜，恢復中華”為口號，推翻了元朝統治，建立明朝。如何穩定大局，緩解矛盾，形成共識，中華帝系與元朝相互關系，便成為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朱元璋的睿智在於，他以文化祭祀為切入點，在南京創建歷代帝王廟，集中入祀三皇五帝和夏禹王、商湯王、周武王、漢高祖劉邦、漢光武帝劉秀、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趙匡胤和元世祖忽必烈，既體現了華夏、漢民族大一統王朝開國帝王的主體地位，也認可元朝為中華正統，讓忽必烈同享崇祀，對緩解漢蒙矛盾，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為了使帝王形象更為生動，朱元璋把他們都塑成袞冕坐像，要求“仿太廟同堂異室之制”，按照“先祖居中，左昭右穆”的順序排列位次。即把正殿分為五室，正中一室為三皇，奉伏羲、炎帝、黃帝﹔左一室為五帝，奉少昊、顓頊、帝嚳、唐堯、虞舜﹔右一室為夏禹王、商湯王、周武王﹔再左室為漢高祖、漢光武、唐太宗﹔再右室為宋太祖、元世祖。於是，歷代帝王廟儼然成了另一座“太廟”。三皇居中，五帝與歷代開國帝王分列左右，他們就像一個“大家庭”的列祖列宗一樣，同享祭祀。朱元璋又選擇了一批歷代名臣，在東西配殿從祀，其中亦含元代名臣。至此正殿崇祀三皇五帝和歷代開國帝王16人，東西配殿從祀歷代名臣37人。並規定每年春秋致祭，遂成國家祀典。

　　歷代帝王廟於洪武七年（1374年）八月落成，朱元璋親臨致祭。后遭遇火災重建，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五月竣工。這次重建，立有《敕建歷代帝王廟碑》，重點頌揚朱元璋的“重一統”“崇德報功”和“大公至正”。大意是，朱元璋崇祀的歷代帝王，都是統一天下的開創之主，即正統王朝的開國帝王，故入祀元世祖忽必烈是適宜的。但是，沒有入祀秦始皇、晉武帝和隋文帝，是因為所謂的功德有愧，“故斥而不興”。我個人認為，秦始皇對中國的統一，文字的統一，度量衡的統一，還是貢獻巨大的。

　　朱元璋創建歷代帝王廟，意義非同小可。他第一次用廟宇祭祀的形式，彰顯了中華一統帝系的歷史傳承，也體現了對蒙元王朝的民族包容。

　　嘉靖皇帝採納陳棐的建議，罷祀元世祖忽必烈。歷代帝王廟元世祖之缺位，一直延續到明朝末年。

　　明永樂皇帝遷都北京后，南京歷代帝王廟一直由太常寺負責祭祀。嘉靖皇帝在取得“大禮議”的勝利后，對禮制研究很是痴迷，厘定了不少祭典制度，改建或新建了一批皇家壇廟，新建北京歷代帝王廟，就是其中之一。他認為，歷代帝王廟遠在南京，不便前往親祭，而在北京祭祀歷代帝王，隻附屬於南郊之祀，也很不正規。於是決定在北京新建歷代帝王廟。嘉靖十一年（1532年）夏，歷代帝王廟在阜成門內大街建成，當年八月，嘉靖皇帝親臨致祭。

　　與南京不同，北京歷代帝王廟，隻設神位不設塑像。“廟初，元世祖猶列”。但建廟時，就有翰林官姚淶上奏，請求罷祀元世祖忽必烈，結果被禮部駁回，理由是“胡元受命九世，世祖最賢”，且“太祖睿斷有確”，祖制不得更改。廟成之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又有禮科給事中陳棐上奏說，“元以夷亂華，不宜廟祀，宜撤忽必烈及其臣木華黎等五人神主”。嘉靖帝從之，於是罷祀元世祖忽必烈，南京亦撤其像祀。歷代帝王廟元世祖之缺位，一直延續到明朝末年。

　　平心而論，嘉靖皇帝再建北京歷代帝王廟，是其功﹔罷祀元世祖，是其過。他面對蒙古韃靼部的北患之擾，沒有採取化干戈為玉帛的良策，反而拿撤除元世祖君臣發泄怨氣，激化矛盾，有弊無利。乾隆皇帝批評他“置一統帝系於不問矣”。

　　清代：繼承與發展

　　順治皇帝推崇明太祖朱元璋，親祭歷代帝王廟，並增加幾位中原漢族皇帝入祀，撤出遼金元帝王。

　　同為由少數民族行使最高統治權的統一王朝，清朝與元朝不同，它的統治者深知“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治佐太平”（皇太極語）的文武並重之道。即依靠武力得到統治地位之后，必須融入中華治統文化之中，才能固本強身，坐穩天下。因此，清朝前期的幾位皇帝，都極為關注歷代帝王廟。

　　順治皇帝6歲繼位，由睿親王多爾袞攝政，其間主要做了兩件大事。一是“善待”明朝帝王。先是以殉國之名禮葬明朝的崇禎皇帝，將崇禎神位安奉歷代帝王廟，並允百官軍民為其哭靈三日。不久，為使用明朝太廟祭祀大清先祖，將明太祖朱元璋神位從太廟移入歷代帝王廟。二是恢復了對元世祖的祭祀，並借機增加遼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和元太祖入祀。表面上看，是因為滿洲權貴與契丹、女真、蒙古同屬北方民族，而帶有的親近感。而深層原因，則顯然是因民族身份不同，處理民族問題的角度發生了重大變化。

　　順治七年（1650年），多爾袞突然離世。順治皇帝親政后，努力學習中原漢族皇帝治國理政的經驗，尤其推崇明太祖朱元璋，親祭歷代帝王廟，“以抒景仰前徽至意”，並增加幾位中原漢族皇帝入祀，撤出新增遼金元帝王。這些做法，后來又被輔佐少年康熙的滿洲權貴所否定，多爾袞攝政時的入祀主張再次佔據了上風。

　　清初歷代帝王廟，具有過渡性。一是增祀明洪武帝與崇禎帝﹔二是借恢復對元世祖忽必烈的祭祀之機，滿洲權貴們開始增加“偏安之國”的遼金帝王入祀。朱元璋萬萬沒想到，由他一手創建的歷代帝王廟，到頭來卻成了自己神位的歸宿。

　　康熙認為，作為當今皇帝，我要為前代帝王說句公道話。雍正在第一時間落實了康熙遺願，使歷代帝王廟發生了空前變化。

　　康熙曾為中國開創了又一個強大而繁榮的盛世。他在位61年，深感在這個古老大國做皇帝之艱辛與不易。康熙在人生的最后兩年，十分關注歷代帝王廟的入祀問題，他超越了各種紛爭，為歷代帝王廟劃定了入祀底線。

　　康熙六十年（1721年）四月，他頒布諭旨，首先回答了兩個重大問題。一是祭祀歷代帝王之原因。康熙認為，歷史上的前代帝王，子孫后裔難覓，而今天統治天下的人，繼承的正是他們創建的功業，所以我們要崇祀歷代帝王。二是如何確定入祀標准。康熙認為，對前代帝王的評價遠未做到公平合理，致使每朝入祀不過一兩位。作為當今皇帝，他要為他們說句公道話，“凡曾在位，除無道被弒亡國之主外，應盡入廟崇祀”，即隻要不是因無道失德而被殺或亡國的帝王，都應入廟享祀。

　　康熙六十一年四月，康熙又提出兩點重要意見。一是對開國創業和治國守業的君臣都要重視。比如在從祀名臣中，開國元勛居多，輔佐太平的功臣很少，這極不公平。二是對亡國之君也要具體分析。比如明朝亡國，並非崇禎之過，而是壞在萬歷、泰昌、天啟三朝，故可祀崇禎，不可祀萬歷、泰昌、天啟三帝。對於康熙的這兩次聖諭，大學士們花了很長時間領會研究，最后禮部拿出了總體入祀164位帝王和79位名臣的方案，但未及上報，康熙就在當年的十一月十三日去世。剛剛繼位的胤禛（其時尚未改元雍正）要求速辦，於是趕在年底之前，就落實到了歷代帝王廟。

　　可以說，康熙對為什麼要祭祀歷代帝王的理解，極為深刻、獨到。他由此確定的入祀底線，既大度包容，又不失標准，也不絕對化。可惜，康熙未能看到結果，便溘然長逝，但康熙的思想卻給后來的雍正、乾隆帝指明了方向，確定了基調。

　　雍正帝在第一時間落實了康熙遺願，使歷代帝王廟發生了空前變化，從過去隻崇祀少量的開國君臣到大量入祀了治國守業的君臣。雍正在位13年，5次親祭，大修廟宇，還親書了《歷代帝王廟碑》，反復論証了治國守業君臣的極端重要性。他認為，歷代王朝開國之后，隻有出現或繼世而生，或間世而出之英明睿智的守成之主，才能使功績重光、德教相續，呈現出國泰民安的太平盛世。至於治國名臣，比起那些開國元勛來也毫不遜色，他們的功勞益於國家社稷，他們的品德堪為股肱重臣。

　　雍正帝本人，就是一位艱辛勤政的守業者，他對治國守業的重要性有切身體會。在他看來，歷代帝王廟隻崇祀開國君臣，存在重大缺失，國家的長治久安，更需要治國守業的明主良臣。雍正帝的這些闡述，是對康熙之意旨的極好發揮。

　　乾隆說，其實在入祀的歷代帝王中，沒有幾個值得效法的人，但值得引以為戒的人和事，卻實在太多。

　　乾隆皇帝在位時，歷代帝王廟已歷經明洪武至清雍正，凡三百多年，有了很大發展。他還能為歷代帝王廟做些什麼呢？事實証明，乾隆的建樹與貢獻更加卓越。他從25歲繼位到75歲高齡，6次親祭、5次賦詩、4次撰寫碑文，10余次頒布諭旨，主要做了三件大事。

　　一是重修歷代帝王廟，把正殿規格提高到了“乾清宮”“奉先殿”級。這項工程從乾隆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實施，離雍正上次大修，尚不過30年。乾隆特地從皇宮府庫中拿出銀兩重修，是為了在更加庄嚴壯觀的歷代帝王廟，宣揚他的祭祀思想。

　　二是提出“法戒論”，並作為祭祀要義。乾隆二十九年，歷代帝王廟重修告竣。乾隆皇帝第三次親祭歷代帝王廟，親書《重修歷代帝王廟碑》及《長律述事詩》，集中闡釋他的“法戒論”。主要內容是：在歷代帝王治國理政的傳統中，值得效法和引以為戒的經歷都有，歷史是一面鏡子﹔在歷代帝王安邦治國的作法中，本身就包含著效法前人的功德與力戒前人的教訓。效法與戒鑒，密不可分﹔三皇五帝的崇高功德是歷代君王效法的楷模，夏商周之間的相互戒鑒，是最經典的事例﹔歷經百世之后，比較歷朝帝王，到頭來都是一個亡國的結局，這就像房屋變成廢墟一樣可怕。祭祀歷代帝王，本意就是在無形之中得到告誡和警惕，或是學習聖主明君的成功之法。此時，乾隆帝五十有四，為政近三十年，他把“法戒論”作為歷代帝王廟的祭祀要義，是乾隆主政、治學與廟祭緊密結合的真知灼見。

　　乾隆帝步入晚年后，深感時不我與，多次強調戒鑒和警惕的迫切性。他在65歲后三次親祭歷代帝王廟。在他撰寫的詩文中，更加直白地袒露了自己的內心感受。他說，其實在入祀的歷代帝王中，沒有幾個值得效法的人，但值得引以為戒的人和事，卻實在太多。他在祭祀儀式上，想到的是令人恐懼的帝王興衰史﹔身雖已在回宮途中，心卻仍流連於帝王廟內，故而久久不能平靜。大清子孫要想成為萬世無疆的庇護者，就要知道敬畏，千萬小心根基的穩固，真正做到戒鑒與警惕。這是他不忍心說，但又不忍心不說，而不得不說的話。可見乾隆心裡很明白，所謂歷代帝王，就是帝王興衰和改朝換代積累的結果，他從這裡，已經多少感受到了居安思危的緊迫性。

　　三是把“中華統緒不絕如線”作為入祀帝王的最高准則。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乾隆帝在閱覽《大清通禮》時，發現當年的儒臣們未能體仰康熙旨意，入祀帝王主要是正統王朝的創守之君，在“偏安之國”中卻隻有遼金帝王，這明顯違背了康熙本意。為了糾正這種偏差，乾隆專門發出一道諭旨。他用“中華統緒不絕如線”這八個字，概括了中華統序（緒）的最大特點，即中華的治統序列就像一條沒有中斷的線，傳承有序、一以貫之。乾隆所說的中華統序，就是指中華帝系。他認為，在中華帝王譜系中，應該包括正統王朝和“偏安之國”的兩種帝王﹔而在“偏安之國”中，也絕非隻有遼金帝王。乾隆舉例說，從漢昭烈帝劉備（乾隆以劉備為東漢正統，曹操屬擯棄之列）到唐高祖李淵統一中國，時間相隔300余年，其間常有英明強悍的帝王和節省勤儉的君主出現。比如北魏雄踞黃河以北，地廣勢強。道武帝、太武帝經常思考為政的道理，尊儒重佛，興學重教，養育人才，大修水利，怎能把他們放在一邊不管不問？再比如，五代的50余年間，后周的世宗柴榮就是一位賢能的君主，這樣的人，不酌量入祀，怎能讓千秋公論服氣？此外，乾隆還仿效康熙帝作法，認為東漢的桓、靈二帝對漢獻帝的亡國負有重責應撤出罷祀。唐憲宗的被害和金哀宗的亡國並不是他們由於無道失德造成的，應予正名，准予入祀。

　　乾隆五十年春，乾隆皇帝第六次親祭歷代帝王廟，正式增加了東晉、南北朝、唐、五代、金等25位帝王入祀，撤出了東漢的桓、靈二帝。至此，歷代帝王廟入祀三皇五帝和歷代帝王達188位（包括乾隆元年入祀的明建文帝），除那些昏黯之君外，基本體現了“中華統緒不絕如線”的帝系傳承。親祭當天，乾隆駐蹕圓明園，又寫了一篇《祭歷代帝王廟禮成恭記》，重申他四十九諭旨中的思想，要求再建兩座御碑，一座鐫刻他的《禮成恭記》，另一座設為無字碑。無字碑的可能寓意是我已經為歷代帝王廟畫上了句號，無需后人再作評論。乾隆之后，國勢漸衰，廟祀不振，隻在西跨院修建了一座關帝廟，加上東西配殿從祀的79位名臣，剛好80位，為歷代帝王廟增添了新的內涵。

　　當代：溫情與敬意

　　作為歷代帝王廟修復工程的親力親為者，我堅信，隨著時間的推移歷代帝王廟這處珍貴文化遺產必將得到永續的保護。

　　六位明清皇帝主導的歷代帝王廟的演進歷程，既相對獨立又前后關聯，形成了歷代帝王廟的價值體系鏈條，我認為最重要的有以下幾點。

　　第一，尊崇中華統序的一脈相傳。中華文明已有五千年未曾中斷的歷史，古代中國大體經歷了以三皇五帝為傳說的古國時代、以夏商周為代表的王國時代和從秦漢至明清的帝國時代，形成了從三皇五帝到歷代帝王一脈相傳的中華統序。明清皇帝既是中華統序中的一環，也是其承繼者與回望者。歷代帝王廟就是他們尊崇中華統序，認知一脈相傳的標志與象征。

　　明太祖朱元璋“重一統”，入祀的三皇五帝被視為華夏之首，歷代帝王都是大一統時期的開國帝王，把元世祖列入其中，是朱元璋對中華統序延續至元朝的正式認可。清康熙、雍正皇帝針對隻入祀開國帝王的不足，又增祀了治國守業的帝王，開啟了創守之君共享崇祀的新局面。乾隆皇帝從“中華統緒不絕如線”的高度，認為中華帝系既要有正統王朝的創守之君，也要有割據時期“偏安之國”的帝王入祀。他解釋說，自遠古至本朝約有4500余年，其間正統的與偏安的交替存亡，都和當時的天命所歸和人心所向有關，歷代帝王廟不可不問，必須公平對待。他批評了順治初年隻入祀遼金帝王是狹隘的偏向，自己又選擇了另外一些“偏安之國”的杰出帝王入祀，終使歷代帝王廟成為體現“中華統緒不絕如線”的標志與象征。

　　中華統序的一脈相傳，本來是歷史的自我存在，但把它升華為文化的自覺尊崇，並體現在歷代帝王廟之中，頗具中國特色、中國風格與中國氣派。這樣一座廟宇，表明了中華民族是一個極具歷史意識的文化民族。

　　第二，尊重中華統序的一體多元。中華統序自古以來就是以華夏、漢民族帝王為主體，包括北方民族帝王和由姻親關系融合而成的“混血帝王”共同構成的帝王譜系。歷代帝王廟入祀的三皇五帝和歷代帝王中，既有大量華夏、漢民族帝王，也有北魏拓跋鮮卑族、遼國契丹族、金國女真族、元朝蒙古族等北方民族帝王，還有不少由漢胡融合或胡漢融合而成的“混血帝王”。歷代帝王廟都平等入祀。在建廟之初，漢族皇帝朱元璋入祀了蒙古族皇帝忽必烈，在廟祀鼎盛時，滿族皇帝康熙、雍正、乾隆不把自己當外人，自覺融入到了中華統序之中，就是最好的証明。這裡需要說明一點，歷代帝王廟是在中國帝制時代走到最后兩站時出現的，清朝皇帝把明朝帝王接續進了歷代帝王廟，但清帝遜位后，帝制就此終結，清朝帝王便再無機緣入祀歷代帝王廟。

　　第三，入祀帝王有選擇，祭祀要義有明示。歷代帝王有明君、庸君，昏君、暴君之分。對此，歷代帝王廟有明確的選擇。朱元璋在建廟之初，入祀的都是大一統時期的歷代開國帝王，卻沒有入祀秦始皇、晉武帝和隋文帝，理由是他們的功德有愧，“故斥而不興”，以后，他們也一直被排除在歷代帝王廟之外。康熙晚年，更是明確限定，那些因暴虐無道、荒淫失德而被殺或亡國的昏暗之君，不得入祀。相反，如果不是因為無道失德而被殺或亡國的帝王，可准予祀。但對那些在亡國之前就招致了亡國災禍的“根源帝王”是不能混入帝王廟，濫叼廟食的，已經入祀者，也要清除出去。

　　康熙的入祀底線，雖然排除了最差帝王，但入祀者也不全是最佳帝王。乾隆后來解釋說，如果糾纏在正面標准的選擇上，就會惹起朝廷和學界的紛爭不斷。面對這種局面，乾隆因勢利導、順勢而為，明確提出了歷代帝王廟的祭祀要義是“法戒論”，即對入祀帝王也不要盲目崇拜，因為在他們身上，值得效法的成功之道和引以為戒的失誤教訓都有，祭祀歷代帝王的本意，就是在無形之中獲得這種感悟和啟示。從歷史角度觀之，帝王作為國家最高治權行使者，同時也是文化傳承第一責任人。歷代帝王廟所體現出的傳統不絕如線，文化一以貫之，便是中華文化強大生命力的生動例証。

　　第四，褒揚從祀名臣的歷史功德。在中華統序中還有一個重要群體，就是歷代的功臣名將，歷代帝王的宏圖大業，都要靠他們的忠誠、智慧、謀略和勇敢去實現。“忠君禮臣”，便成為古代君臣關系的最高境界，也已體現在廟宇祭祀之中。歷代帝王廟正殿，主祀三皇五帝和歷代帝王﹔在東西配殿，從祀歷代名臣。他們或是開國元勛，或為治國良臣，都享有平等崇祀之禮遇。雍正帝把他們的非凡才能，比喻成山川靈氣之所聚，贊譽其功勞益於國家社稷，品德堪為股肱重臣。這裡順便提一下，雍正很信服《論語》中的一句話：為君難，為臣不易。若深知這個道理，就不會再說一言而興邦了。這表明雍正帝對“君臣共治天下、兩者不可或缺”理念的信服與尊重。

　　第五，見証了中國建筑的歷史輝煌。歷代帝王廟，集明清兩代建筑精華於一身，見証了中國建筑文化的歷史輝煌。景德崇聖大殿，是全廟的經典建筑，明嘉靖帝建廟時，就使用了珍貴的金絲楠木立柱，今天已是絕世之作。乾隆帝把殿頂更換為純黃色琉璃瓦，施用金龍合璽彩畫，把規格提高到“乾清宮”“奉先殿”級，顯得更加豪華而凝重。雍正、乾隆帝的四座御碑，分列在大殿兩側，東西配殿烘托著主體大殿，更是氣勢恢弘，蔚為壯觀。整座廟宇高低錯落有致，前后層次分明，處處顯示著皇家廟宇的風范。當年廟前街建有兩座景德街牌樓，均為明代原構，異常精美。如今在首都博物館大廳復建了其中一座，歷代帝王廟當年的皇家氣派可見一斑。

　　今天歷代帝王廟，已是一座“絕版廟宇”，也是碩果僅存的唯一集以三皇五帝為代表的歷代帝王於一體的歷史紀念場所，1996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對它的保護工作，是在經歷了百年滄桑、滿目瘡痍之后才實現了重大突破。民國初年祭典廢除，廟改作他用，最后的使用單位是北京159中學。從2000年底到2004年春，北京市和西城區政府實施了歷代帝王廟文物保護工程，包括搬遷學校、修繕廟宇、恢復陳設，舉辦展覽，實現了對外開放。作為這項工程的親力親為者，我堅信，隨著時間的推移歷代帝王廟這處珍貴文化遺產必將得到永續的保護。

　　撫今追昔，感慨良多。帝制湮滅，走向共和，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而作為后人，我們理應對先哲前賢懷有溫情與敬意，更有責任反思歷史，有所效法，有所儆戒。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