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進入90年代，我國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大大改善。與此同時，收入差距（包括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甚至出現兩極分化現象。分配問題越來越突出起來，如果不能妥善解決，勢必造成社會矛盾激化，影響社會穩定。所以，鄧小平在晚年十分重視分配問題。他指出：“中國發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也就是說，要考慮落后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差距問題。不同地區總會有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這個問題和它的意義。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我們的政策應該是既不能鼓勵懶漢，又不能造成打‘內戰’。”

他還說：“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余，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

接著他提出，隨著四個現代化和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問題也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隨時都會出現新問題。比如剛才講的分配問題。少部分人獲得那麼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

鄧小平晚年在分配問題上有幾點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第一，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提倡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到了晚年，隨著經濟的發展，他強調要實現共同富裕。他認為，到20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解決這個問題。如果不注意這個問題，社會矛盾就會發展起來，尖銳了是會“打內戰”的。鄧小平是無產階級革命家，他總是從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出發考慮問題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后，他們並不會自發地、主動地幫助還處在貧窮狀態的人，先富幫后富，需要黨制定和貫徹正確的政策才能實現。第二，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認為，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國不應該出現兩極分化，甚至不應該出現百萬富翁。到了晚年，隨著非公有制經濟成分的發展和壯大，他改變了看法，提出“兩極分化自然出現”，需要從政策上認真對待，採取各種措施予以解決。他不是回避問題，而是面對現實，要求積極解決問題。第三，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雖然提出要防止兩極分化，但那時兩極分化現象還只是一種可能性。到了晚年，他清醒地看到已經成為現實的兩極分化現象的嚴重性。他認為，應該把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提上日程了，他把能否解決兩極分化問題上升到改革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還是滑向資本主義的原則高度，指出如果改革的結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

這些富有遠見的思想，充分表明鄧小平始終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密切關注改革實際進程，不掩蓋問題，而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及時提出解決矛盾的方案。他這種鮮明的階級立場和實事求是的態度，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在分配問題上，要說“與時俱進”的話，鄧小平是一個典范。

鄧小平充分估計到了解決分配問題的重要性和復雜性，指出解決分配問題比解決發展經濟的問題還要困難。這就要求我們認真研究當前面臨的分配不公的原因，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情況出發，根據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確地制定分配政策，妥善解決分配領域出現的矛盾。然而不得不承認，目前在理論界以及實際工作中，往往對分配領域中出現的社會矛盾採取“鴕鳥政策”，回避問題。例如，客觀上存在資本家無償佔有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現象，有人卻不承認有剝削，不按照黨的政策捍衛工人的利益，積極地解決勞資矛盾﹔隨著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成分的發展，兩極分化現象日益嚴重，有人卻玩弄一些統計數字，極力否認我國存在兩極分化，無視兩極分化帶來的社會矛盾﹔目前分配領域已經暴露出眾多矛盾，有人卻打著效率優先的旗號，不注意甚而不願意去解決這些矛盾，只是埋頭於經濟建設，仿佛隻要經濟發展了，“蛋糕做大了”，這些矛盾就會自然而然地得到解決，如此等等。這些想法和做法，隻會使社會矛盾積累下來，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我們應該以鄧小平為榜樣，深入社會實際，調查研究，正視並妥善解決社會矛盾。隻有這樣，才能加強黨的執政能力，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事業。

為了正確認識和解決分配中存在的問題，我們必須從理論上研究馬克思主義關於分配的基本原理，探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分配制度，研究一些重大的問題。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56、1357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64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64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