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認識兩極分化問題

談到當前我國的分配問題，經常會提到兩極分化。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有沒有兩極分化？至今眾說紛紜。有人不承認有兩極分化，認為如果承認有兩極分化，就是否定改革，他們甚至玩弄統計游戲，把城鄉分開計算基尼系數，得出結論，我國基尼系數並不高，認為主要問題是平均主義，要警惕“殺富濟貧”。顯然這種論調是粉飾現實、赤裸裸地為暴富的資產階級進行辯護，因而為人們所不齒。大多數人則認為我國兩極分化已經十分嚴重，他們也用基尼系數來說明問題，提出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我國基尼系數僅為0.16，而2003年達到0.458。有人估計，我國基尼系數已達到0.53或0.54，大大超過國際上公認的、基尼系數為0.3—0.4的“社會失衡臨界點”，接近“社會動蕩臨界點”。他們大聲疾呼，解決兩極分化問題已經迫在眉睫。也有人說，會不會產生兩極分化，取決於工作，工作做得好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然而一般談論兩極分化問題的文章，大多停留在揭露分配領域中的不公現象，解決兩極分化問題的思路往往也只是停留在再分配領域採取某些措施。

在研究兩極分化問題之前，必須分析兩極分化的實質，了解兩極分化這一概念的內涵。兩極分化是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時提出來的論斷

一般來講，人們在使用“兩極分化”這一概念時，指的是這樣一種社會現象：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另一極是貧困的積累。馬克思最早科學地分析了這種社會現象的根源。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章第23章中深刻地闡述了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他指出：“社會的財富即執行職能的資本越大，它的增長的規模和能力越大，產業后備軍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勞動力同資本的膨脹力一樣，是由同一些原因發展起來的。因此，產業后備軍的相對量和財富的力量一同增長。但是，同現役勞動軍相比，這種后備軍越大，常備的過剩人口也就越來越多，他們的貧困同他們所受的勞動折磨成正比。最后，工人階級中貧苦階層和產業后備軍越大，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越多。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 “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

從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兩極分化是資本與勞動對立所產生的社會現象，因而它在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反映。如果把兩極分化僅僅看作是財富分配的不公平，僅僅看作是分配問題，那麼，這種認識只是停留在現象的表面，而沒有抓住問題的本質。馬克思指出：“無產和有產的對立，隻要還沒有把它理解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它還是一種無關緊要的對立，一種沒有從它的能動關系上，它的內在關系上來理解的對立，還沒有作為矛盾來理解的對立。” 勞動和資本的兩極對立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本質，財富與貧困的兩極對立則是資本與勞動對立的表現形式。因此，隻有從分析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入手，即隻有分析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才能把握兩極分化的實質。

資本與勞動的對立，根源於生產資料佔有的不平等，私有制是產生兩極分化必不可少的條件。但是，並不是任何私有制都會導致一極財富的積累，另一極貧困的積累這種社會現象的。且不說個體所有制，即使是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裡，生產資料所有者追逐的是使用價值的消費，這在既定歷史條件下總是有一定限度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則不同。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下，一方面，資本追逐的是價值的增殖，價值是無差別的，價值的增殖沒有任何界限，所以作為資本人格化的資本家就有榨取剩余價值的無限的沖動，他不斷地把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以獲取更多的剩余價值。這就造成財富越來越多地集中在資本家手裡，隻要有可能，這一過程會是無盡頭的。另一方面，隨著資本的積累，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日益相對地、有時甚至絕對地減少，由此形成相對過剩人口即產業后備軍。大量產業后備軍的存在，又使得資本家有可能壓低工人的工資，加強對工人的剝削，從而使無產階級貧困化，造成貧困在勞動者一極積累起來。這兩方面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而資本的積累又加強了對工人的剝削，從而造成財富與貧困兩極分化越來越加劇。

可以說，兩極分化是以資本與勞動的對立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物，它是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的表現。隻要存在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兩極分化就是不可避免的。隻有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才有可能消除兩極分化這種社會現象。鄧小平把消除兩極分化列為社會主義的本質，其理論根據也就在這裡。

兩極分化必然導致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階級矛盾的尖銳化。資產階級學者從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需要出發，不能也不願意揭示兩極分化背后的階級對立，因此，往往用收入的差距、生活富裕程度的差異（例如基尼系數）來說明兩極分化這種社會現象。無疑，像基尼系數這類指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反映社會上貧富懸殊的狀況的。但是，第一，它只是停留在現象的描述上，而沒有透過這種現象揭示出事情的本質，沒有找出產生這種現象的根源﹔第二，這類指標沒有階級分析，在按收入水平、生活富裕程度劃分不同集團時，把在社會經濟關系中處於不同地位的不同階級混淆在一起，從而掩蓋了階級矛盾。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5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5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