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兩極分化現象激化了階級矛盾，威脅到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為了防止階級矛盾的激化，資本主義國家採取一系列措施來限制兩極分化，緩和兩極分化帶來的社會矛盾。例如，對高收入者（主要是大資本家）的收入實行累進所得稅，對生活困難者發放各種補貼，普遍實行社會保障等等。這就是資產階級學者經常標榜的“福利國家”。他們試圖使勞動者相信，不需要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不需要觸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其基礎——資產階級私有制，隻要通過稅收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就能夠實現收入均等化，消除貧富懸殊現象。這是一個騙局。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福利政策，是在維護資本對勞動的剝削的前提下推行的。勞動人民得到“社會福利”，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勞動人民的生活，但這並不是資產階級恩賜的，它實際上是勞動者自己的勞動成果。實施社會福利政策，無非是想叫勞動者更加“安心”地接受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因而只是壟斷資產階級的一種更精巧、更隱蔽、更富有欺騙性的剝削手段。資本主義國家（包括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大量事實表明，這種福利政策並沒有解決財富在一極積累、貧困在另一極積累的問題。按照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水平及其擁有的物質財富，是具備消滅貧困的條件的，然而正如西方的一些學者指出的，資本主義不是不能消除貧困，而是這一制度需要貧困。失業、貧困等社會弊端並不是因為生產力不夠發達，而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造成的。消除兩極分化，必須消除資本與勞動的對立，也就是必須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舍此別無他途。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何對待兩極分化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人們收入來源日益多樣化，我國社會各個階層、各個集團收入差距逐漸擴大，出現了富裕程度不均，甚至貧富懸殊的現象。輿論界對兩極分化問題議論紛紛，正是對這種現象的反映。

我國正處在社會義初級階段。我國的所有制結構是復雜的，既有佔主體地位的公有制，又有個體經濟、私營企業、三資企業等非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同的所有制決定不同的分配方式。在公有制范圍內，實行按勞分配原則，消滅了剝削，從而也就消除了兩極分化，為實現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礎。毫無疑問，在貫徹按勞分配原則時，既可能出現平均主義的傾向，也可能出現差別過大的現象，但這都只是實際工作中的錯誤，完全可以通過調整政策加以糾正。在私有制范圍內，情況就根本不同。在那裡，私有制決定的分配方式隻能是按要素分配。在我國，私有制有多種形式，性質不一樣，分配方式也不完全一樣。就私營企業、外資獨資企業以及合資企業中的非公有制部分而言，它們具有資本主義性質。毫無疑問，與資本主義社會相比較，在我國公有制為主體的條件下，這些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受到社會主義“普照之光”的影響，其經營的外部環境，經濟運行的具體條件顯然不同，因而具有自己的特點，但是，決定其性質的內部經濟關系，卻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在這些經濟成分中，生產資料仍歸資本家私人所有，他們雇佣工人進行勞動，並無償地佔有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這種經濟關系仍然存在資本與勞動的對立，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仍然在起作用（盡管其作用范圍受到很大限制，作用的形式也有很大變化），因而在這些經濟成分的范圍內，兩極分化現象是難以避免的。

大量事實証明，我國已經出現了相當嚴重的兩極分化現象，這也是回避不了的。一方面，我國現在有一個堪比世界富豪的階層，據估計，2009年百萬美元的富翁人數已達到67萬戶（現在就更多了），居世界第三，資產超過十億的富翁人數僅次於美國，名列世界第二。他們擁有別墅、豪車，生活奢侈糜爛。另一方面，就大多數普通老百姓來說，盡管改革開放以來生活有很大改善，但仍然有相當多的人的生活沒有達到小康水平，有的還沒有解決溫飽問題，他們處於相對貧困、甚至絕對貧困的境地。按照聯合國的標准，每日收入在1美元以下，屬於絕對貧困，2美元以下為低收入，屬於窮人之列。現在估計中國有1.5億人口每日收入不足1美元，屬於絕對貧困﹔有31%的人口即4億多人每日收入在2美元以下，屬於窮人（有人估計，城鄉合計每日收入在2美元以下的人口達10億）。盡管有人竭力否認兩極分化，然而事實是任何辯辭所改變不了的。

有人擔心，承認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兩極分化，會不會影響改革開放的形象？的確，鄧小平曾經說過：“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 我認為，這一論斷，第一，是就社會整體而言的﹔第二，是就發展趨勢而言的。如果我們的改革導致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以致成為主流現象，這就違背了社會主義的方向，這種改革當然是失敗的。這一論斷並不意味著不允許在一定范圍內存在兩極分化現象。我們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級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不僅允許、而且鼓勵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和發展，那麼就應該承認由資本與勞動的對立所決定的兩極分化也是一種客觀的存在，無庸諱言。鄧小平的論斷只是告誡我們，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注意不要使兩極分化現象普遍化。江澤民多次指出，我們必須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決不搞私有化。這是一條大原則，決不能有絲毫動搖。” 隻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動搖，在此條件下發展非公有制經濟，那麼在分配領域就可以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相結合的原則，兩極分化就可以控制在允許的范圍內，從而保証改革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健康地發展。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