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停滯、不平衡加劇與社會政治危機

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的結論是，資本越來越寡頭壟斷化后，發展會越來越停滯，越來越不平衡，最終導致全面危機。

當前新自由主義和金融化雖然受到打擊,但既得利益集團依舊在頑強地走老路。世界經濟的金融化后一直伴隨著嚴重的不穩定和危機：日本從1990年至今的危機，墨西哥危機（1994年），亞洲金融危機（1997—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1998年），巴西危機（1999年），美國互聯網泡沫破裂（2000年3月），阿根廷危機（2001年），以及2007年至今的全球金融經濟危機。

當前世界危機的性質最接近1990年以來的日本危機。由於危機爆發后政府及時干預，所以沒有出現大蕭條式的崩潰，但是危機並沒有徹底解決，所以日本這一世界上第二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用了近20年時間也沒有擺脫困境。當前的全球金融、經濟危機也是日本性質的那種危機，但規模還要大得多，因此全球陷入長期慢性蕭條的可能性極大。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因為原來的日本和現在的美國，在危機后都拯救大銀行。如果沒有政府的幫助，很多大銀行實際上必然會破產。但是它們太大而不能倒，如果政府不救，經濟就會出現大蕭條一樣的局面。可是政府救了以后，這些銀行又可以繼續窩藏著自己的有毒資產，甚至繼續擴大經營有毒資產，因為它們的股票的價格主要來自有毒資產市值的波動。這樣其實就意味著下一次的規模更大的金融危機就會到來。而且金融化還帶來如下復雜情況：包括銀行投資工具（諸如結構性投資工具）、回購債券協議、信用違約掉期等影子銀行系統本來就是建立在不透明和對風險的追逐之上，如果對它們實施任何限制都會威脅、動搖整個金融化進程。政府現在通過支撐大銀行來穩定金融，但是影子銀行系統的規模很大並與大銀行密切聯系，這也意味著新的更大規模的危機必然到來，而且由於金融全球化，危機將以光電速度在全球傳播。

有人指望新的大規模技術創新，比如新能源或者新信息技術可以將世界帶出蕭條。事實是，20世紀90年代的信息革命都由於生產關系沒有條件而沒有起到作用。新的技術出現又能怎麼樣呢？根本原因是，由於資本可以通過全球化和跨國公司將業務外包到發展中國家，利用世界廉價勞工，又基本不向本國和外國交稅，公司一直利潤豐厚，在危機時期也如此，因此他們不再願意技術創新，或者沒有動力利用這些創新。曼德爾說，晚期資本主義生來就不可能把第三次技術革命或者說自動化的廣泛可能性加以推廣普及。

有人又指望通過新凱恩斯主義來走出危機。這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凱恩斯主義是 建立在如下基礎上：民族國家政府享有經濟主權,勞動與資本之間能夠妥協,實體經濟優先於金融，——這些基礎現在都不存在了。

那麼唯一存在的方式就是，中心國家力圖將損失通過種種手段轉嫁到外圍弱小國家。和轉嫁經濟損失相配合，美國還將在國外加強對有戰略地位的國家在意識形態和軍事方面的進攻。如上所述，由於中心國家之間資本已經在美國控制之下相互融合，所以經濟戰政治戰軍事戰將主要在中心和外圍國家之間展開。而外圍國家中被納入金字塔結構中的窮國的以無產階級的反抗為代表的斗爭，又和以金磚四國為代表的，還多少保留了民族國家主權的國家的以民族主義放抗為代表的斗爭很不相同。

而列寧說到的不平衡性是帝國主義的絕對規律，這在當前也是有道理的。雖然中心資本實現了有限的統一，但是它們之間的實力還是在不平衡地發展，美國正在相對衰落，德國在興起。而且這些國家內部不同階級和地區之間也在更嚴重地分化。在美國等發達國家甚至也有人說正在出現第三世界。比如在金融業上地位僅次於美國紐約的英國倫敦，在國際金融城不遠處就是嚴重的敗落狀況。而且英國整個國家也在分裂為兩半：南部是倫敦大都市，北部和西部在人口、社會和經濟上似乎是正緩緩沉沒的城市孤島。在英國其他國際化城市如曼徹斯特、利茲、利物浦和愛丁堡中，也同樣存在著嚴重的不平衡和兩極分化的情況。如利物浦的多克蘭（Docklands）像倫敦一樣充斥著昂貴的公寓、高級商店和酒吧，但是這個城市光鮮的外表背后，卻是充斥著大量從事清潔、餐飲、保安和搬運工作的低收入工人。這些城市的極端的貧窮和巨富之間的兩極分化，正是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的縮影。

而且發達國家由於已經現代化，整個社會運轉建立在日益復雜且延長的設施鏈條上，這雖然帶來了運轉效率更高，但是其脆弱性也日益加劇，在這個鏈條上，即使一個小單元被破壞,整個鏈條可能都會崩潰，9.11恐怖襲擊和次貸危機等都只是起源於很小局部受到破壞，但是卻引起全國甚至全球性破壞。

從整個世界來說，第三世界之外，出現了徹底停滯的失敗國家，被稱為第四世界。另外，新自由主義時代還出現大規模的永久性失業和非正式就業，這是以前沒有出現過的。

邁克•戴維斯在《新左派評論》2004年3-4月號專刊長文《貧民窟的星球》中討論了新自由主義在全球造成去工業化的后果。戴維斯認為，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在第三世界的強制推行導致工業和農業都倒退，導致大量農民流向城市，加上城市本來的工人失業，使第三世界國家的非正式就業人口佔到總就業人口的2�3以上，他們大都居住在城市貧民窟中，並形成宗教原教旨主義等運動。例如在肯尼亞，1989年以后的10年裡，85%的新增人口進入了內羅畢和蒙巴薩的貧民區。一些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實際上變成了大規模的貧民窟。2003年，在乍得和埃塞俄比亞，99.4%的人口是貧民窟居民。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Hannah Holleman.The Financial Power Elite[J]. Monthly Review,May 2010.

張茉楠：《高盛成了歐洲新主人》，《中國經濟周刊》2011年第46期。

《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 684頁。

陳周旺：《美國霸權衰落了嗎？》，《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2011年第5期。

新自由主義實施以來，全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數以10億計的大量的非正式就業者特別是年輕人被社會完全排斥，即使在繁榮時期也沒有就業的增長，這是和以前完全不同的，這証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大量排斥活勞動，已經反人類從而已經過時。

在日益擴大的城市貧民窟中聚居的人，隨著時間的延長日益對美國主導的壟斷資本秩序產生失望和反抗。 布熱津斯基今年2月出版了新著《戰略憧憬——美國和全球實力的危機》，在該書中他說，美國實力的衰落被如下因素放大了：出現了一種極易被引爆的現象：世界各地曾經在政治上採取消極態度的被壓制住的民眾開始在政治上覺醒。早在幾年前他還說過，我們首次生活在一個全球民眾在政治上普遍覺醒的世界，新覺醒的政治大眾很可能成為各種反抗的基礎。這幾年全球反美運動愈演愈烈証明了這些判斷。

除了民眾的反抗，還有民族的反抗。和戰前很大不一樣的是，冷戰末期雖然出現了日本的強大和德國的統一，但是未來很長時間內美國、歐洲和日本之間不太可能出現戰前那樣的政治軍事對抗。未來可能反對美國超級壟斷資本的可能是那些沒有被完全納入美國體系、多少保留了民族國家主權、擁有強大軍事資源、人口眾多、自然資源豐富的一些國家，比如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和南非。

隨著全球發展不平衡越來越嚴重，上述兩種反抗將會愈演愈烈。這兩種反抗和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列強戰爭或者無產階級革命都有所不同，但是實質還是很一致的，因為反抗的原因和反抗所指向的目標都是壟斷資本，不過現在是超級壟斷資本。

Jane Hardy.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the British Economy[J],International Socialism, Spring 2005.

來源：《政治經濟學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