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歷時已然如此，熙寧、元豐年間北宋應該說開始進入了“衰世”，問題也更加嚴重。處衰世是不容易的，王安石面臨的壓力、受到的阻力更大。

在這種情況下，王安石提出了著名的“三不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頂住一切壓力、排除一切阻力，堅定不移推行新法。我們看到王安石以富國強兵為目標，持續推進了多項改革措施，包括募役法、青苗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練兵選將法等等。由於王安石的堅持，變法取得了不小的成果，政府的財政收入增加了，國家的軍事力量增加了，還在對西夏的戰爭中收復了一些失地，所以神宗皇帝很高興。但問題很快也出來了。

第一個問題，是變法的實質帶來的問題。王安石變法從本質上說，是強化國家權力對經濟生活的控制，是為了使政府“富”起來。在“國計民生”這架天平上，王安石在地方做官的時候更關注民生，但到中央主政之后，更關注“國計”而忽視“民生”。這樣一來，把地主和佃戶的矛盾、商人和消費者的矛盾等等，演化成為地主、佃戶、商人、消費者和政府的矛盾，政府成為各種社會矛盾的中心。因為過去是商人和消費者打交道，地主和佃戶打交道，政府是裁判員，協調各方的利益和糾紛。變法的結果是政府參與一切經濟生活，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商人、地主認為政府與民爭利，佃戶、消費者覺得政府對他們的剝奪甚至超過地主、商人。在這個過程中，笑話也鬧了不少，弄出許多哭笑不得的事情。

比如，青苗法規定，政府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向農民發放貸款，發放種糧，收取很少的利息，以免讓農民受到高利貸的盤剝。但在推行過程中，變味了，好東西變成了壞東西，變成了定額攤派。政府向民眾強行發放“青苗錢”，無論貧富，富人多發、窮人少發。這就成了怪事，富人不缺錢，你要強行發放貸款干嗎？更怪的是，民眾是否得到了政府發放的“青苗錢”、“青苗谷”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須按照這個發放的定額，向政府交納“青苗息”。這樣，青苗法就逐漸演變成了變相的“財產稅”，不但沒有起到抵制高利貸的作用，反而成為政府的斂財手段。其他的“新法”也大多如此。當然，政府有政府的斂財手段，民眾也有民眾的應對招數。

蘇東坡寫了一篇文章，讀起來笑死人，說他流放中，到一個縣城，不是很繁榮的縣城，人潮人海，酒店、茶館、賭場、妓院全堆滿了人，而且多是窮人，蘇東坡很好奇，問一家老板：生意怎麼這麼好啊？老板樂得口都閉不上：您說生意能不好嗎？這幾天是官府買單。什麼叫官府買單？政府強制發放青苗錢谷，四鄉八裡的農民到縣城來借錢借谷，借了之后即消費，好酒的喝酒去，好嫖的到妓院去，好聽說書的到茶樓去，好賭博的到賭館去。蘇東坡就問，那以后靠什麼還呢？回答說：這還不好辦？還錢沒有，要命一條。政府強行借款給我，以后要連本帶息地還。反正是還不了的，干脆先消費。到時你逼我還，我逃跑﹔錢沒有，命一條，耍賴。

我曾經就這件事情寫了一篇短文：《中國農民的絕活》，什麼是絕活？欠債不還，等待國家大典的出現，即老皇帝死去，新皇帝繼位，把原來的債務統統取消。官府戲弄老百姓，老百姓則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雖然說是被逼無奈，也可以說可能是個別現象，但這樣一來，這個國家不就亂套了嗎？

第二個問題，“三不足”的問題。先看“人言不足恤”。你要興利，有人反對，因為在興利的過程中，人們所得到的利益是不一樣的。你要除弊，反對的人更多，因為它意味著要剝奪一些人的利益，他就和你玩命。但要興利除弊，就顧不得有人反對，這就叫“人言不足恤”。但一走極端，問題就來了，不利於建立“統一戰線”，不利於團結更多的人，樹敵太多。

再看“祖宗不足法”。要推行新法，就要廢除或修改舊法，而舊法都是祖宗定下的規矩。古人辦事靠聖賢道理，祖宗法度，你連祖宗法度都不要了，聖賢道理也都不講了，你的理論依據在哪裡？不符合聖賢道理，不符合祖宗法度，你就是名不正言不順，言不順，你的事情就辦不成。雖然王安石推出《三經新義》，但缺乏權威性，別人不買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