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歷史經驗的啟發

人民英雄紀念碑在謀劃之初希望能夠盡快完成，當時百廢待興，需要克服重重困難，不斷推進。但是，在整個工作過程中並沒有急躁，在設計和建造的各個環節中，都注重質量、精益求精，歷時九年方畢其功。在營建過程中也一直存在爭議，在建筑界，基於新古典主義與現代建筑思潮的不同學術觀點一直隱隱存在，例如有人批評它太一般、陳舊，這未免難得公允，如前文所述，紀念碑從內容到形式都有艱難的探索和創造過程。人民英雄紀念碑建成之后，有些其他紀念碑加以模仿，如井岡山紀念碑。百家爭鳴對學術、對建筑創作是必要的，一時難於下結論，允許充分爭鳴，但是有些建設是有時間性的，不能無休止地爭論下去，對於一些具有原則性的問題，在決策后就“定於一是”，這也是必要的。如前所述，在紀念碑的基本方案確定之后，設計也一直在改進中，從戰略原則到具體實踐的各個方面都得到了改進。事實証明，這一系列的改動原則上都是正確的，事后的效果也是很好的。試想如果當時採用了高台基加三個門洞的方案，一個高台基堵在廣場的中央，那麼1958年天安門廣場的改造就難於取得現有的效果。

當然，“定於一是”也不能過早，在設計尚未成熟時就匆忙作決定，這難免會造成遺憾。例如，碑頂的方案當時分歧很大，梁思成先生原本的意圖是用中國傳統的碑頂形式，借鑒了嵩陽書院碑、北海的瓊島春陰等傳統碑額，並加以創造，但是一般的反映都認為太古。后來梁先生病了，直到病愈，未再過問紀念碑的事，在劉開渠的主持下，選用了現在所使用的小屋頂的廡殿式的方案，此過程中由阮志大具體設計，還包括梁先生未確定下來的花紋等。在紀念碑落成之后，對於碑頂仍頗有爭議，1959年，吳?副市長主持國慶工程審查時，特意請參會專家多留一天，提供碑頂改建方案，但最終也未作出滿意的結果。我寫此文時，遐想將紀念碑的碑頂設計為傳統的碑額並輔以現實意義紋樣，而不是蓋上一個一般化的廡殿頂，可能會更加風度不凡。總之，“百家爭鳴，定於一是”，直到整個設計過程的完結，這可以說帶有一定的規律性，並蘊含著指揮的藝術。

此外，我還要特別緬懷該項目的卓越領導人薛子正同志。人民英雄紀念碑興建委員會由彭真擔任主任，但主要的工作是在薛子正（當時為北京市政府秘書長，后任北京市副市長、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的領導下一一具體落實的。如前所述，建筑家與雕塑家一時意見不同，薛子正特意將時任杭州市副市長的劉開渠調來，再未開大會，而是遇到問題開小規模的會來討論解決，推進工作，在一些細部處理上他還曾邀請其他專家參與意見（如曾專門邀請楊廷寶先生來京討論）。他作為領導非常認真，處事也很得體，既廣泛吸收意見，又不乏個人的果斷決策。薛子正是我回國后接觸到的第一位領導干部，對於作為年輕學人的我非常愛護，我至今感念。薛子正為人爽直，在一些具體問題上與梁先生難免見解不一，進行辯論，但是他非常精心地，可以說無微不至地照顧梁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文革中，梁先生幾乎已經失去了自由，一個晚上他專門去找薛子正，說：“彭真被劃為黑幫，我想不通”。薛子正非常著急，勸梁先生：“這都什麼時候了，你什麼都不要說，什麼人都不要找，趕緊回去”。第二天，薛自己也失去了自由。文革后期，薛子正被釋，楊廷寶、陳佔祥和我都曾去探望過他。這件事是他告訴我的，革命友誼之深，實根源於共同的事業。

人民英雄紀念碑是新中國成立之初難得的精品，事隔55年，細細品味，氣壯山河的時代巨浪，都凝聚在史詩般的建筑裡，氣象萬千，今日思之仍激動不已，其中所蘊含的創作精神，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值得我們今天繼續繼承發揚，殷切希望中青年建筑工作者等能從中得到教益。

（吳良鏞，1922年生於南京，著名建筑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