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建筑材料的選擇

人民英雄紀念碑要永久長存，因而對於材料的選擇非常慎重。當時從全國許多地方採來的石樣，都送至清華大學材料實驗室進行質量、密度、耐酸、耐蝕性等測定。我記得在市政府的一個會議室四周，有一大排石樣整齊擺放在桌子上，最后青島浮山的花崗石以其質地、色澤入選。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了避免碑身由石塊拼接而成為“百納碑”，必須要有一定的體重與高度的碑心石來鐫刻毛主席的題字，這樣才能體現出獨特的內容。最后選定在青島浮山開採重達280噸的巨形花崗石，粗加工后淨重103噸，在克服了重重運輸困難后運至北京，鑿成長14.7米、寬2.9米、厚約1米的碑心石，成材重60噸，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這己近乎極限了（附帶說一句，后來在為毛主席紀念堂選材時，眾說紛紜，有人希望用水晶大理石等人造新型材料。我建議還是使用青島的花崗岩，這樣可以使紀念碑和博物館兩個主要建筑物取得協調並且器宇軒昂）。紀念碑其他部分的選材也頗具匠心，月台面用山東泰山灰綠花崗石，散水系周口店花崗石，甬道為昌平微黃花崗石，加上漢白玉浮雕、欄杆，再加上各種石料質地、色澤既統一而又有細致變化，工藝的嚴謹精致、一絲不苟。這些細節未必引起非專業人員的注視，但給人一種純潔、朴實的美的感受。

四、精益求精的設計與施工

紀念碑的設計方案雖已選定，但仍在不斷地推敲改進，在我印象中重要的有若干次變動，例如：原方案中曾設計從紀念碑內部通過電梯直達頂層，向四周瞭望，紀念碑下還有檢閱台，內部有陳列室，后來這些都取消了，僅以“紀念碑”為主。我記得當時鄭振鐸先生曾多次到梁思成先生家，共同討論設計方案的改動，可惜后來鄭先生遭遇空難逝世，梁先生失去了一位共同議事的知音。

紀念碑的建筑細部也經過精細的處理，並博採眾長，可謂有古有今，有中有西。台座順應中軸線，東西短，南北長，繼承了中國傳統台基的慣用手法。碑身在三分之一處略有收分，使得紀念碑更挺拔、有力，這是吸收西方古典柱式的做法。在紀念碑的紋樣設計上，還有些設計者希望要新穎，林徽因先生則著眼於花紋飽滿，認為這樣顯得有精神，盡管林先生的草圖未被完全採用，但仍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林先生去世后，梁先生為她設計墓地，被批准將她的一幅圖稿試刻，安放在墓碑前。

碑身的題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在設計時是預先代擬的，后來由毛主席信手題寫在大信紙上，很洒脫，經過精心放大和修飾，最終鐫刻在石碑上。紀念碑的背面是周恩來總理題寫的政協贊文，字數較多，由於他平時工作繁忙，難以靜心書寫，因而特別抽出一兩天時間住在北戴河，寫了兩個稿子供選用。碑身的文字鐫刻完成之后，要進行鎏金，再用放大鏡檢查有無“砂眼”，最后再用瑪瑙普遍細致地磨一遍，確定沒有瑕疵，以防日后因雨水的侵蝕而變質。這也足見當時發揮了藝匠的傳統工藝，施工認真、精細。

五、雕塑創作

雕塑創作在紀念碑設計中佔有重要的地位。雕塑的內容經由范文瀾先生領導的小組認真推敲，並由中央審定，包括八個題材、十塊浮雕，分別是焚燒鴉片、金田起義、武昌起義、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南昌起義、抗日戰爭及解放全國（支援前線—勝利渡江—歡迎人民解放軍）。由畫家勾畫草稿，征詢意見。最初設計的畫面上曾出現洪秀全、林則徐等知名人物，還包括一些當時仍然健在的領袖人物，將來在碑前擺放花圈就非常不恰當，於是轉而著力表現群體。現在看來這一決策非常重要，如果用了某個人做了雕塑的主角，在“文化大革命”時也許就會遭遇麻煩。

八個題材的雕塑是由八位精選出來的雕塑家來完成的，他們都是老一代的有聲望的雕塑家。其中包括王臨乙先生，早在1943年我尚在大學讀書時，就在重慶參觀過他的創作“大禹治水”﹔劉開渠先生負責最長的一段，即“解放中國”，其他還有曾竹韶、滑田友、傅天仇等。曾老兼為雕塑、音樂大家，德高望重，去年剛剛辭世，長壽104歲。當時在天安門廣場專門蓋了一座臨時工棚，作為雕塑家工作室，早期的創作見解已成過去，大家共同進入理性的思維，互相觀摩討論，在風格上取得協調。在創作過程中，除了借鑒西方紀念碑的典范，還結隊赴西安、洛陽龍門石窟等地參觀鑒賞中國古代的雕刻遺產，並將一些雕刻精品復制下來，觀摩學習，現藏於清華大學建筑學院的“昭陵四駿”復本，便是那時得來的。

雕塑的實際鐫刻，有賴於相當數量的“藝匠”去完成。這類人才難得，最后遴選出一位琉璃廠做假古董的高手，由他授徒培養，那時做了一些放置在台上的毛主席像作為練習，梁先生家還獲贈了一座。這批“藝匠”后來成為北京雕塑工廠的骨干。

值得一提的是，在紀念碑建設過程中，梁先生病了，就由我和莫宗江先生代表他參加薛子正秘書長召開的不定時的工作會議。一、兩次會后，莫先生對會議內容不感興趣並不再去，就由我代表參會。最初，我的主要任務是和雕塑家聯系，討論一些設計細則，不時去參觀他們的創作，增長了我對雕塑藝術的修養，終身受益，同時我也與雕塑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后來劉開渠先生邀請我參加城市雕塑委員會，其實淵源於此。

六、紀念碑的綠地規劃

紀念碑的規劃設計方案確定后，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碑南的綠地規劃，即正陽門南經中華門（原清代大清門，門匾為林徽因之父林長民所書），通過門洞，規劃成一條壯觀的甬道。規劃吸取了中國傳統紀念性建筑（如天壇、太廟等）綠地布局的特點，按5米×5米的方格網種植鬆林，甬道左右各種植7行44排高低相仿的油鬆。當時，這些油鬆花了很大氣力從北京遠郊山區選定，並艱難地移植而來。紀念碑落成后，這裡成為廣場，清晨或日落前最為引人入勝。后來建造毛主席紀念堂時這裡被拆除了。